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发表著名演说，其结尾句“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that this nation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that thi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中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一说百余年来广为传诵。徐道邻先生曾评价说:“其论民主政治之真谛，以三介词闻发无剩义，尤为神来之笔。他人千言万语徒为词费也。”然而，这句话虽然朗朗上口，文采飞扬，但在翻译成中文时却颇费周章。

胡适在1916年将此句译为“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为之政府”，同时给出另外一种译文，即“此主于民、出于民，而又为民之政府”，但是这两种译法并没有广泛流传。

孙中山在1919年把这句话译作“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并于1921年将其改译为“国为民有，国为民治，国为民享”。在一些文章中，他也曾把该句译为“民之国也，由民而治也，为民而设”。1922年，孙中山再一次对这句话的汉译作出修订，将其正式定为“民有、民治、民享”。之后，这三个词成为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在华的官方译文。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民有、民治、民享”的译法简明有余，明确不足，过分注重译文的节奏和文采，而忽视了译文的确指，使得中文理解含糊不清。

因此，人们对于这句话的汉译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钱歌川的译法——“为人民服务的,被人民选出的,治理人民的”。这种译法摒弃了孙氏译法中的两个含义，即“民有”和“民享”，而专从“民治”这一点出发，从三个层次详细阐述了民选政府的职责（of the people）、由来（by the people）和功能（for the people）。

对于林肯名言，胡适和孙中山的译法是“民有、民治、民享”三足鼎立，而钱歌川的译法仅对“民治”作细致的阐述，将其演绎为“独角戏”。同样一句话，百年间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变化？其实，这并非文法修辞的技巧问题，而是体现了近代以降，中国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思考演变过程。

首先，孙中山“三足鼎立”式的译法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他在《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演说中，详细解释了他的译法:“回想兄弟从前在海外的时候，外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叫三民主义，总拿这个意思来问我。兄弟在当时苦无适当底译语回答，只可援引林肯底主义告诉他们，他们才完全理解我底主义。由此更可知兄弟底三民主义，不但是专为迎合现代底潮流，并且是很有来历的。” 孙中山用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来一一比附他的三民主义——民有，是民族主义;民治，是民权主义;民享，是民生主义——从而便于英语世界的理解，为自己的学说寻找西方民主的思想源头，为辛亥革命争取国际同情，这是孙氏译法的根本动机。而实际上，孙中山所采用的三个词虽然涵义并不清晰，但的确在英美世界为三民主义赢得了很好的宣传公关效果。

但是，“三足鼎立”式的译法并不准确，因为在现代公民的政治思想中，“民有、民治、民享”并非三个平行并列关系的概念。“民有”，即主权在民，只是理论上假设的前提;“民享”，即政府应该为人民谋取福利，则是古往今来的政治实体的执政目标，这其中包括很多封建帝制朝代，《尚书》讲“民为邦本”，即使在中国封建主义时代，帝制也会重视民本主义（民享）。

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和帝制专权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民治”，即狭义的民选政治。政府要为民所治，任何人，无论贫富智愚，都应该有直接参加政府的权利。因此，只有“民治”才是现代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特色。其实，孙中山在晚年也否定了“民有、民治、民享”三者的平行关系。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满清帝制，1912年民国成立。随后13年里，历经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护法运动，民国陷入军阀混战时期。孙中山痛定思痛，认为“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须先有‘民治’，然后才能够说真是‘民有’，真是‘民享’。”

所以，钱歌川“独角戏”式的译法尽管在修辞上还有待精练，但其专一阐述“民治”，从“民选政治”这一方向来理解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深意是最为精确的、更加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

林肯名言的翻译历程表明，语言翻译的本质是东西方文明的彼此融合。很多误解和歧义并不可怕，因为每当消除一种翻译歧义，常常会激发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而真正消除翻译中的歧义，功夫却常常在语言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