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国的教育工作者来讲，2010年的开始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新年伊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于1月11日至2月6日先后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作为高校外语教师，我们期待这场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改革也能给外语教学这片天地带来阳光。然而，期待总是被动的，所以，我们不妨首先清理一下自身的问题，以便积极应对改革。

虽然高校英语教师课业繁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长期困扰高校外语教师的问题却不是教学任务，而是科研压力。除了部分善于做科研，或前期科研积累较好的教师外，大部分以教学为主的外语教师都有些“谈科研色变”的惊惧:学校的科研考核与职称评定哪一项不与科研挂钩？一旦不符合标准，不是合同不续签，就是职称评定受到影响，这是毫不含糊的事。

科研裁定的标准主要是论文，发表在全国核心期刊上的论文。然而，全国高校总共有多少外语教师？相关的核心期刊又有几家？日前对外公布的2010-2011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只有12种外语类期刊入选CSSCI语言学类来源期刊，6种外国文学类入选CSSCI外国文学类来源期刊。即便这个庞大的外语教师队伍都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来，他们是否就能及时、公平地得到这非常有限的几家相关刊物的关注和认可呢？

高校对教师有科研要求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一位高校教师只有知识贮备丰厚、视野开阔，有资历站在本专业学术最前沿，才有能力培养出创新型人才，才能以身作则引导学生热爱知识、培养创新思维能力，并在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然而，任何事情走到极端必然事与愿违。目前，发表论文已成为围堵外语教师的一座大山，直接影响他们的时间分配，限制他们教学精力的投入。本来，抓科研是为了促进教学，但是因为名目繁多的科研检查，教师疲于应付，反而没有时间去专心备课，没有时间去关心学生的人格培养，最终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被科研异化。

温家宝总理在出席教改座谈会时强调，“充分发挥教育家的办学才能和特长,让那些有终身办学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扰诱惑，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我们似乎从这一句话中看到了希望，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而不是“科研事业”，这恐怕才是我们作为教师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科研与教学本不矛盾，希望不要因为人为的障碍让科研成为外语教师的精神负担，从而给教学工作蒙上阴影。

那么，高校外语教师职称评定的改革路在何方？我们究竟要从经验型教书匠向哪里转型？是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科研学者型的大学教师？还是从一个教书匠蜕变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知识渊博、思维敏捷的教育工作者？鉴于目前国内外语、外国文学类学术刊物有限这一僧多粥少的现实情况，外语教师科研考核标准能否再灵活、多样一些？我们那些精心准备的高质量、高水平的教案难道不是最好的科研成果吗？我们那些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的精彩课堂演讲难道不是科研成果的最好示范吗？我们与学生倾心长谈、给他们拨云开雾般的引导启发的时刻难道不是科研在育人中的最好实践吗？

温总理在出席教改座谈会时说，“让那些有终身办学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扰诱惑”，我们也想趁此呼吁一下，“让那些有终身教育志向的人不受任何硬性科研指标的逼迫，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吧！”

软硬指标话职称

有一位以前的大学同事，在新年拜年时伤感地对我说，她连死的心都有，因为职称又没评上。她还说，一位同校的老师已经跳楼了，多年来对副高的苦苦追求，只求得一纸温馨的讣告。

职称，又是职称！

记得当年硕士毕业刚进高校工作时，在职称评定的述职会上，看到一位威猛的男教师为表达职称晋升的渴望，述出了丰富的眼泪和鼻涕。

在北大读博期间，听到一位想评教授的北大学者说过一句名言:“遗书已经写好，你们看着办吧！”我认定，那是北大式的幽默。

混迹高校多少年后才知晓，以上种种，是现代中国的大学之道。因为，不来软的，不动硬的，就无法迎受高校职称评审中的软指标和硬指标。

所谓软指标，就是教学指标，几乎每一所中国的大学都在宣示:教师的本职工作就是教学。但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教师本职工作的教学，在职称评定中，却变成了评审条件的软指标。有多软？软到几乎没有。既如此，那些志在教学、心系学生、安心本职工作的为师者，将会被无情地抛入“吃软饭”的群体，如果他们达不到硬指标。

职称评审的硬指标，就是科研指标。所谓硬指标，其实有时也有点软:比如，对职称评审资格的确认，开始规定是发表几篇论文，后来又规定发表几篇核心期刊的论文，再后来是发表几篇A类核心期刊的论文。软硬兼施之际，有些大学教师意识到论文的重要性，开始真诚地发问:“什么是论文？”

笔者可以用一句话答复:论文是天下最难写、又最容易写的东西。说它最难写，是因为歌德用60年可以写出《浮士德》，但有些教师折腾70年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说它最容易写，是因为一年之内，有的学术精英可成功地发表70多篇学术论文而名利双收，大红大紫，然后又成功地被指控为学术剽窃。

早在十年前，就有一位学者计算过:如果让中国高校的教师每人在现有的相关学术期刊发表1篇论文，要等到200年之后，才能全部发完。

最近，又有一位学者做过新的核算:以该学院发表在A类核心期刊的论文为基数计算，该院每位教师每年平均发表0.012篇。如果评正高需要5篇A类核心期刊论文，欲达到职称评审的硬指标，约需要417年。

又想起回到老家时，早年辍学务农的伙伴问我:“博士到底是啥玩意儿？有什么好？”

我想笑，又想哭。

我开始羡慕这个老实本分的农民。

因为，他永远不需要评职称！

文/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孟凡君

“不发表就灭亡”何时休？

当高校的行政部门采用量化的方式决定职称的评定标准之后，原本显得复杂的过程似乎就只围绕着几个简单的数字，例如针对副教授的5-1-1（即5篇核心期刊论文、1部专著、1个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和教授的10-1-2（即10篇核心期刊论文、1部专著、2个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这样的标准，犹如“三座大山”，压得众多中青年教师喘不过气来。为了翻过大山，艰辛攀越者有之，造假应对者有之，望而却步者亦不少。在这种机制下，教师们的创造潜力显然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就灭亡）的口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自传入我国后，国内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可谓突飞猛进，但质量又如何呢？拼拼凑凑、内容雷同、缺乏新意，已经成了不少科研成果的标志。

屈指可数的外语类核心刊物，根本难以满足数万英语教师的投稿需求。为了能凑数，增刊、丛刊、院刊一个都不放过，有的教师还自掏腰包，支付不菲的版面费。为了能帮助教师评职称，不少外语院系不惜重金资助教师出版专著。至于专著的质量或创新性，似乎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过。在项目的申报方面，外语类的项目数量少得可怜。每年年初，成千上万的英语教师找资料、确定选题、填表格、写论证，无不为此弄得焦头烂额，耗上几周，最终能申请成功者可能只是个位数。

以论文、专著、项目为基础的量化标准，不仅不能真正推动科研的进展，而且将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置于一边。真正擅长教学的教师，由于缺少发表的“成果”，往往不容易得到晋升，“一刀切”的标准已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不少教师的积极性。少一些量化的标准，多一些人性化的考虑，教学与科研并重，这或许才是我们的出路。

文/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高永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