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浙江上虞人。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7年秋赴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1949年回国，至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旋即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许国璋、吴景荣曾被誉为新中国的“三大英语权威”。曾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系主任、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译协理事、北京市译协副会长、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和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等职。著有The Literary Reputation of John Webster, Degrees of Affini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英国文学论文集》、《英语文体学论文集》、《照澜集》、《中楼集》及《风格和风格的背后》等;译有《彭斯诗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及Thunderstorm（《雷雨》英译）等;编有《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及《英国诗选》等。

智者泉涌，行可以为表仪者

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时，最爱听王先生讲课。培根的随笔，英诗和莎剧……他让我们爱上了英国文学，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他横溢的才华。“智者泉涌，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他上课，有时带讲稿，有时空手而来，在讲台站定，从西装口袋掏出两三张卡片，放在桌上，却也往往是“不屑一顾”，就如数家珍似地讲起来。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不依赖文本，能成段引用英诗和莎剧。这使人想起他的老师燕卜荪。

燕卜荪有超人的记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在昆明买不到教材。燕卜荪讲授莎剧和英诗，就靠他那非凡的记忆在打字机上把莎剧和英诗打出来，油印后发给学生。王先生十分敬佩燕卜荪的学识和记忆力。

听王先生讲诗是莫大的享受。好诗激发感情，净化灵魂。年少时听他评介、朗诵彭斯的爱情诗《一朵红红的玫瑰》，最易动情。他先朗诵原文，然后朗诵他的译文。他说:“这首诗清新，咏美人而无一丝脂粉气。”同样是以花喻美人，却无罗伯特·赫里克的《致妙龄少女》或我国唐诗《金缕衣》中的及时行乐。上世纪50年代中国青年的爱情还少有金钱和地位的污染，大学生中谈恋爱的人也不如现在这么多。彭斯的这首爱情诗却给我们带来了“少年维特”式的烦恼。何处去寻觅那“红玫瑰”？

王先生是诗人，讲诗、评诗、译诗得心应手。他的不少著述是讲诗的:《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苏格兰诗选》、《英诗的境界》、《英国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读穆旦的诗》等。上中学时，他已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多首。在西南联大写的两首诗被闻一多先生选入他的《现代诗钞》。上世纪40年代是他写诗的旺盛时期，写了《春天，想起了莎士比亚》、《异体十四行诗八首》、《去国行，1947》、《伦敦夜景》、《巴黎码头边》、《1948年圣诞节》等诗作。

穆旦和王先生这代诗人受奥登、艾略特、燕卜荪等现代派诗人的影响颇深，诗作中可见奥登诗的神韵。30年代，燕卜荪是穆旦和王先生的老师，而他讲授的“当代英诗”也是他的学生最喜欢听的课。

——摘自《秋天，想起了王佐良》 张中载

文体风格研究有实际用途

根据教学和翻译工作的需要，王佐良潜心研究了英语语言学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英语文体和风格。他在1963年撰写了《关于英语的文体、风格研究》，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建议。他在文中精辟地指出:“文体风格的研究是有实际用途的，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观察英语的性能，看到英语的长处、短处，以及我们在学习英语时应该特别注意或者警惕的地方。因为英语一方面不难使用，一方面又在不小心或过分小心的使用者面前布满了陷阱。”“对于英语教学来说，文体、风格之类最忌空谈，能否说出口语体、笔语体的名称或修辞格的定义，对于能否确切了解与恰当运用英语，没有多少关系。但是教师在教材的选择上须具备有关文体、风格的知识，例如我们眼下的初年级教材着重选用能上口但又不过于口语化的文字，中、高年级需要有利于笔头模仿的各种实用文体（书信、布告、公文、特殊的报纸文体之类）以及一定数量的艺术文体。教师有一点文体、风格的知识显然可以选择得更自觉、更细微，自己编写起教材来也容易有意识地注意文体上的适应性。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对于处于提高阶段的学习者，文体、风格的训练能够帮助他掌握英语，但是这所谓掌握不仅是自己会说会写，还包含着对别人说的写的有确切的了解。真正确切地了解外语不是易事，造成了解困难的有许多因素，其中也有文体风格的因素。”

当时即使是在英语国家，对英语文体和风格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的课题，因此，王佐良的这篇论文堪称国内系统研究英语文体学的开山之作。在这前后，他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英语语言的论文，例如《现代英语的简练》（1957）、《英语中的强调手段》（1964）、《英语文体学研究及其它》（1978）、《现代英语的多种功用》（1979）等。这些论文在1980年汇编成《英语文体学论文集》一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繁重的教学科研与行政工作使王佐良只能利用假期时间从事文学翻译，他谦虚地自称为“一个业余翻译者”。由于时间所限，除了在建国初期曾与友人方钜成、姜桂浓等合作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爱伦堡的长篇小说《暴风雨》以外，他没有再译过大部头的小说，但翻译了为数可观的英语经典诗文和散文。50年代，他的代表作是培根的《随笔》译诗三篇，更为中国读者留下了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的脍炙人口的诗句。

——摘自《王佐良的生平和他的事业》 《王佐良先生纪念文集》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努力

王佐良在文学翻译方面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翻译主张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的《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英文专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论诗的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等专著和许多论文中。他特别注重使包括翻译作品在内的各种作品面向读者，一再强调“一部作品要靠读者来最后完成”。他谦虚地把自己的译作称为“试笔”，说“翻译者是一个永恒的学生”。他认为，翻译的理论不能永远停留在只是津津乐道于前人总结的“信、达、雅”三个字上，而应有能地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译作总是顺译和直译的结合；二、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在诗歌翻译方面，他更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不论是翻译外国诗歌或中国诗歌，不仅要在音韵和节奏等形式因素上接近原作，而且应忠实原作的风格和“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他还特别强调，翻译中应注意处理好全文和细节之间的关系，并谈了自己的体会:“如果译者掌握了整个作品的意境、气氛和效果，他有时会发现某些细节并不直接促成总的效果，他就根据所译语言的特点作些变通，这样就取得了一种新的自由，使他能振奋精神，敢于创新，他将感到文学翻译不是机械乏味的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努力。”

……从上大学撰写有英国诗人艾略特的研究论文和在牛津大学主修17世纪英语文学开始，王佐良一直在英国文学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且多有建树。进入80年代以来，他先后编著了《英国文学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中外文学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专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照澜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风格和风格的背后》（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莎士比亚诸论》（重庆出版社，1991）、《英诗的境界》（三联书店，1991）等著作……王佐良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他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英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全书共分5卷，其中他和周珏良合作主编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一卷已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与何其莘合作主编的《英国文艺复兴文学史》一卷大部完稿。此外，他还为《英国18世纪文学史》亲自撰写了有关诗人蒲柏一章。

——摘自《王佐良的生平和他的事业》 《王佐良先生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