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壮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资深教授。1933年3月31日生于上海;1950-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英语组;1952-195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大学毕业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翻译，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室翻译、编译组组长;1973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其中，1979-1981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并获优等文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涉及国外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语篇分析、英语教学法、符号学等。

记者:您是我国最早从事英语语言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之一，请问您是从何时开始接触语言学理论的？

胡壮麟:人们通常从两方面评价一个人的外语水平，一是看其口语是否流利，二是看其语法知识是否扎实。我在中学时对语法不太感兴趣，但由于上大学时，我的老师李赋宁先生十分重视语法教学，因此当我回到北京大学教学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语法研究。而我初次接触语言学理论是在1977年。那一年，教育部和英国文化协会联合邀请英国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到中国讲学。那时，绝大多数中国英语教师对语言学理论并不了解。Leech不仅讲述了语法和语言学的关系，还介绍了当时国际流行的转换生成语法，也谈到伦敦学派的功能语言学和交际语法。讲习班结束后，我和北京语言大学的方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徐克容经常一起讨论，撰写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当时我们研究得最多的是乔姆斯基。

记者: 您后来为何转而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

胡壮麟:自1973年起，国家开始派遣工农兵学员出国学习。由于他们底子较薄弱，回国后无法开设大学的专业课程，因此教育部决定选派部分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并于1977年底至1978年初举行了全国性的选拔考试。我通过了考试，获得了去悉尼大学进修的机会，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这时，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赵世开先生告诉我伦敦学派的韩礼德在悉尼大学，希望我去学习伦敦学派的理论，因为当时国内对伦敦学派的了解很少。因此当我们来到悉尼大学后，我主动要求去语言学系学习。由于韩礼德曾经在中国学习过，对中国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学习态度比较了解，因此允许我们直接选修研究生的课程。就这样，我开始跟随韩礼德学习，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接触了从伦敦学派到新弗斯学派到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思想。

高校外语专业改革的五次转向

记者: 您从1973年开始进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见证了30多年来外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您能否谈谈外语语言文学的教学在中国高校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

胡壮麟: 高校外语语言文学教学的发展伴随着高校外语专业改革有五次转向。

第一次转向:亦文亦语。1977年高考恢复，之后又开始实行研究生培养制度。北大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有两个方向:文学和语言。这里说的语言方向并不只是训练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而是学习一定的语言学专业课。系主任李赋宁先生和系里其他教授们对开设文学方向的课程熟门熟路，但是像英语语言史、英语词汇学、英语语音学这类语言学课程，许多教授和副教授都不愿意承担或无法承担。这时，1980年末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姜望琪老师挑起了给英语系研究生开设语言学课程的重担;我在1981年5月份从澳大利亚回校后，则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英语语言学的课程。

第二次转向:以“语”挤“亦文亦语”。第一个“语”指语言技能。由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老先生精心设计的“亦文亦语”的专业方向受到了很大阻力，因为要按这两个专业方向培养学生，便需要开设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业课。八十年代中期，在当时的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领导下制订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时，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提出了废除四年精读课的设置，代之以一、二年级重点以语言技能教学为主，三、四年级多安排文学方向或语言方向的专业课的方案。然而，多数委员认为中国英语专业学生水平低，四年一贯制的精读课、听力课、口语课不能动，这样，北大和北外所提的方案未获通过。

第三次转向:非文非语。不久，教育部领导又表示，外语不是一个专业，只是一项技能，因此应让学生学习第二专业，准备将来就业。于是各校和所属外语院系纷纷讨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这样，语言方向和文学方向的专业教学都受到了排挤。

第四次转向:以文代文。这里是指以“文（化）”方向代“文（学）”方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人们开始认识到语言与文化的紧密关系。在高校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文名称从Beiji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改为Beiji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作为当时的北大英语系系主任，我当时思想上有些保守，不太想把“英语语言文学系”改成“英语语言文化系”。但事实上，教育部的这一举措反映了国际上办学的趋势，例如美国圣塔巴巴拉加州大学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均将中文专业称为Chinese Studies。这样培养的学生并不一定局限于研究有关国家的文学，也可以研究其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第五次转向:文、语、翻译三足鼎立。前几年，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外语院系增设了“翻译”专业方向。以往我曾听过这样的言论:翻译只是一门实践课，不是一门学科。其实，翻译学早就有它的系统理论;从市场效应来说，这门新学科的发展势头也不错。因此，我认为在文学和语言两个方向外，增添翻译方向是一大进步。1950年我进入清华时，当时的外文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级学生是按照翻译方向培养的，没有想到翻译真正成为一个专业方向却等了60年。

记者: 您如何看待语言学在外语院系地位的变化？

胡壮麟:我始终认为语言学方向和文学方向应当受到同样的重视。在我担任英语系系主任期间，我要求语言方向的学生在学习语言学课程之余，有三分之一的学分应来自文学课程;同样，文学方向的学生也需要学习一部分语言学课程。我认为，大学不同于外国语学校，其任务是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另外，在开设语言学课程时，我们应当结合学生的需要，强调课程的实用性和趣味性。

记者:从您个人的角度而言，您认为您在我国英语语言学学科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胡壮麟:我只是先行一步而已。首先，在外语院系引进国外优秀的语言学理论方面，我和兄弟院校的同行做了一些工作;第二，在如何结合外语院系的培养目标设置语言学课程方面，我和系里的同事一起开设了一些可以与国外大学看齐的课程;第三，我认为给语言方向的学生开设语言学课程，要与外语教学结合。这就是说，教学科研不能分家，教学促科研，科研促教学。

记者:您曾经出版过许多语言学方面的教材及专著。您认为在所有著作中，最具影响力或最重要的是哪几部？

胡壮麟: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语言学教程》一书。本书的初稿是由我与山东大学的李延福教授共同完成的。书稿完成后，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在山东大学召开了审稿会。评审委员会认为，我组织的内容难度较大，而李延福组织的内容又太简单。而担任主审的许国璋教授和桂诗春教授也持有不同意见。许国璋认为，教材应写出国际水平，而桂诗春则要求教材写得有趣味性。后来，参加评审工作的刘润清也加入了编写队伍，大家共同修改了稿件，同时将难度较大的内容收入附录。那时我国已经有一些英语语言学教程，但这本教材是第一部通过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核的英语语言学教材。现在看来，学习过英语语言学课程的学生，较多的是从这本书开始入门的。

我独立完成的比较重要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这本书以我的硕士论文为基础，我希望能更加完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研究理论。韩礼德对连贯的概念讨论不多，主要是围绕语篇的衔接展开讨论。但是在研究语篇的过程，对连贯的探讨是不可避免的。再说，汉语语篇必然有其不同于英语语篇的特色。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我着手写了这本书。最近，我又对这本书进行了修订，《新编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将由北大出版社近期出版。其他主要著作有《理论文体学》(2000年)、《认知隐喻学》(2004年)，合著有《系统功能语法概论》(1989年)、《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2005年)和《语言学理论和流派》(2010年)。

充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

记者:您培养了许多语言学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许多已成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在培养研究生时，您采取了什么方法？

胡壮麟:首先，在招收研究生之前，我也会事先了解他们是否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录取后，会通过各种方法让他们理解研究的重要性。第二，我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研究兴趣，并不要求他们必须研究我熟悉的理论。虽然有的学生的研究课题我不太懂，但我会跟学生一起学习，从研究思路上对其进行指导和把关。第三，我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例如，我要求他们每一至两个月向我汇报一次学习心得，每季度完成一篇论文。这样，两年中他们需要撰写8篇论文，这便为其撰写毕业论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记者:您对我国英语语言学科未来的发展寄予怎样的期待？

胡壮麟:首先，目前外语界与汉语界各有一支语言学理论的研究队伍，但“两张皮”的现象尚未彻底解决。我希望外语界与汉语界能够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其次，我希望外语界的学者们能够多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从中得到启示，从而促进本学科的发展。一名学者的知识越丰富，对其英语语言学的研究就越有帮助，他也就能取得更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