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余年，社会进步颇多，教育发展也已经让一代又一代学生获益。但是现在已形成的格局和一些做法已经固化，不适应新的社会的需求。教育中的深层次结构问题严重影响了教育的活力和21世纪人才的健康成长。教育改革需要新的活力，需要勇气和系列发力，打破固有的定式和利益格局。要从战略高度看待这一问题。从高考改革这一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因而人民群众也最为关注的节点开始调整，探索新的教育改革思路、新方案。新课程完全抓住了改革的关键点和痛点。有关利益方面应该也必须积极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教育改革中，英语一直是突破者，引领者和先行者。从考试改革说，英语客观性测试的引入，试题形式的探索，现在看来问题很多的单选题形式的流行，在当年都是新意，都是创新。可以说，整个高考形态的建立同英语教育和世界接轨，引入新概念、新形式、新理论有很大的关系。改革的确需要突破口。而英语，可以成为新改革的领头羊！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遗憾地看到，社会乃至一些地区的教育决策部门对于英语和外语教育在我国基础教育的地位、对人才素养培养的作用，对国家整体实力的积极作用认识不到位，甚至是错误的。当前，舆论中一些对英语的似是而非的热点讨论和耸人听闻的说法应该得到澄清。一些社会舆论和某些人士将基础教育中的一些大范围、深层次或底层问题简单归罪于英语，认为英语过多、过热，甚至冲击了母语教育，实在是打错了板子，混淆了社会英语热和学校英语教学的实际;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英语教育是不成功教育的典型代表，必须压制之、减少之、乃至取消之，以便学生有时间学更有意义的知识。更有甚者，把英语与母语教育乃至国学的生存对立起来，提出应该以减少英语来拯救学生的国学水平的观点，就更是不着边际、不符合逻辑的糊涂、混乱的说法。客观看，我国的英语教育没有也不可能充当冲击伟大的母语和神圣的国学的角色。（我们倒是真诚地希望英语的让步和牺牲能换来母语教学的大进步、大发展和国学的复兴。）这种口号式的话语方式几十年前曾经很为流行，抓英语做替罪羊，会让广大英语工作者感到寒心和一丝恐惧。必须说明，改革几十年来，广大英语教师积极进取、思维开阔、勇于实践、大胆研究，使我国广大学生的英语（外语）能力有了整体巨大的提升。现在年轻人的语言交流和应用能力，对跨文化知识的理解和体会整体上远高于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学生。至于饱受诟病的所谓国人学十几年英语和外国人交流仍不顺畅，张不开嘴，到国外上大学仍有理解困难等批评，也应理性理解。业内基本知识告诉我们，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学习一门外语都不可能达到顺畅交流、全部理解的程度（也没有必要），在有限的时间、条件和社会背景内学外语，不应期待过高，重要的是学习用有限的语言大胆尝试、达到基本沟通。随着学习、生活和工作需要变化，语境的丰富，在学校累积的经验记忆、技能和方法就会发挥作用，帮助学习者成为渐进的使用者。所以，要真正理解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标准提出的外语学习的能力发展目标。给学习者以技能、策略、情感、文化和知识掌握的有意义指导。全民的外语教育的目标和着力点都要科学、现实，要平衡“力”与“量”，注重能力储备和敢于尝试的自信心的培养。这已经是外语教育改革中很多成功的实践和老师的共识。

在新一轮改革启动时，决策部门要科学、严谨、体系、策略地设计和推进。这实际是在考验各级政府决策能力和现代化治理能力。某些地方出台政策和操作方案没有对英语的本质属性和作用认识科学到位，简单做加减法，或者突兀地出台不配套的设计，并落实到一些地方的改革方案或各级高利害测试体系中，误解、误导了改革的方向。当这种方案出台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广大英语教师中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和困惑后，也不跟进解释或说明。另外，有些有话语权的所谓公知也简单引用自己英语学习不成功的几十年前的个人经历否定已经变化和进步了的的外语教育，造成相关实施部门，特别是教师们的工作困难和专业发展困惑。

明确地说，我们对于某些地区将英语在高考中的权重降低并将分值另配的尝试没有意见，并认为这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和思考。但对于给出的理由，特别是将外语和母语教育对立的说法难以认同，对于一些决策相关人士在正式场合下所显示出的对外语性质的误解、对这种改革的意义的不解、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所做的说明和解释都感到费解，也对整体措施的产生过程产生疑虑，因而也容易使人对于有关部门同时提出的更多关于外语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开设思路产生担忧和不解。

这里首先需要关注的不是哪个具体方案或具体措施的优劣，而是决策部门在研究和出台政策或者方案时体现出的科学和民主素养的不足体现在各个环节:调研、探讨、对专业团队的咨询、广泛的社会意见征集、与各方面有意义的交流和沟通、对有价值意见的反馈和对话。广泛的听取意见和慎重的决策过程是现代民主决策和科学治理能力的体现。改革既要大胆推进也要学习和尊重决策过程的科学和民主，否则我们还会面临可能朝令夕改和随意决策带来的教训和尴尬，要特别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