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教育部副部长鲁昕透露，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技能型和学术型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同时还表示，中国教育的出路在于科学合理分流，今后50%的高校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您对此怎么看？

郭英剑: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院长、博导

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教育部即将出台两种模式高考的方案，我之前也注意到了这个报道，但我不太理解为何教育部要出台这样的方案。虽然我猜测这可能是权宜之计，但我认为两种模式高考的持续时间应该不会长久，也不会成为高考未来发展的方向。

第二个问题是，教育的出路在于科学合理分流，这应该是针对中国目前所有高校的出路来说的，有其合理性;而所谓淡化学科、强化专业的未来发展目标，应该主要是针对职业型高校，特别是高职高专类高校来说的，也有其合理之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职业型高校也应当注重对人的品格的培养，要把青年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能只强调其自身的专业性特征。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因此，实行分类考试是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落实，以解决用一张试卷评价所有学生的问题。

推进分类考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中职学生进入高职，尤其是本科高职的几率会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职的吸引力，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可在中考时选择中职。其次，有利于职业院校按照自身的培养标准招收学生，不再对学生提出过高的文化课要求，而是重点考查学生的专业技能。另外，在普通高考中，高职院校的招生也有所不同，有的省市还规定报考高职可少考1至2门科目（综合科目或者理化等科目）。

但是，如果说这样的高考改革就能解决“提前为学生进行人生规划，减轻学业负担，让学生科学合理分流以及让职业院校办出特色”的问题，未免过于乐观。

首先，由于职业教育地位整体不高，一些学生选择职业教育，不是出于主动而是“被动”。曾有一些省市希望通过少考一门科目的减负方式以吸引生源，但收效甚微。

其次，分类考试给职业教育提供了学历提升空间，但提升学历不是职业教育的出路。不少地方本科院校只能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而缺乏货真价实的教育，这就让教育与就业出现恶性循环——人才培养质量低，无法推进传统产业、行业发展，就业岗位集中于低端。不改变“学历导向”，职业教育的出路很窄。

鲁昕副部长提到，要将600多所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教育，以解决这些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和专业人才紧缺的问题。根据这一设想，将有一批新增的本科院校（目前在二本、三本招生）纳入高职招生范畴，高职单招的数量会进一步扩大。但如果职业教育的地位不提高，这种转型的效果恐难理想。客观而言，技能型高考可以为中职学生进入本科院校创造机会，但提升学历不是职业教育的出路，职业教育的出路在于真正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再次，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还需要学校具有办学自主权，自主设置专业、课程，采取合适的教育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而目前职业教育学校和普通教育学校一样，缺乏办学自主权，存在千校一面，人才培养缺乏个性和特色的问题。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在分类考试的同时，推进深层次的教育改革。

作为教育专家，您认为高考模式“一分为二”释放出怎样的改革信号？何种制度及配套设计能让技能型高考获得青睐？

郭英剑

前面讲过，我认为高考“一分为二”的模式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高考只是一次考试，其本身很难承担起衡量或区分学术型或者技能型人才的功能。

第二，如果高考被划分为学术型和技能型两种模式，那么，未来的技能型高考不但不需要被加强，连设置的必要都值得怀疑。众所周知，高职高专是技能型高校的代表，但是据我了解，许多高职高专院校近年来报考的学生少之又少。

比如，有媒体报道指出，2012年，山东省的96所高职高专竟无人问津。报道说，“高校将录取线降到180分，仍有5万个招生计划落空，创下近年来的新低……今年高职院校招生再度遇冷。”我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高职院校为什么还要设置高考门槛呢?

因此，我建议，至少在短期内维持现有的高考模式不变，凡计划升入学术型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仍旧需要参加现有的高考。

与此同时，技能型高校——如高职高专，以及未来转型的职业型高校——在招生时，无需（至少不是必须要）让学生参加现有的高考，而是增加一种申请制度:所有高中毕业生，凡成绩合格者，均可向高校提出申请，经高校审核通过后即可被录取，进入相应高校中的相应专业学习。

我们知道，教育部已经计划将自1999年至今由专科升级为本科的高校转型为职业型高校，而且，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为高校增加申请制度，既可以让职业型高校先行一步，也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

熊丙奇

不少舆论将分类高考认为是“啃硬骨头”，但其实，这并不是“硬骨头”。高考改革的重点在于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给学校自主办学空间，扩大学生的选择范围。集中录取不打破，无论是技术型高考还是学术型高考，都存在根据学生的考分从高到低录取的问题，基础教育还会是应试教育。如果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各高校可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学科专业要求，自主设定考生所需参加的考试类型以及所需提交的考试成绩。 学生可结合自己的兴趣、能力和未来职业发展方向，自主选择课程、考试类型以及自由申请学校。如此，分类考试才能起到作用。而今后，我国高职高专院校还可实行申请入学、注册入学，宽进严出的培养模式。

在两种高考模式下，高考外语考试“社会化”应该如何实施？

郭英剑

两种高考模式应该不会对高考外语考试产生太大的影响，即使考试会有所变化，也不过是难易程度的调整而已。但高考外语考试“社会化”的实施，却会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前一段时间人们对此谈论较多，但我以为，此事还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从本质上说，将高考英语纳入社会化考试并无不可。但在中国现在的国情下，在高考大格局未来并不会发生较大改变的情形下，将英语考试社会化，我个人认为不甚妥当，值得商榷。我们都知道，高考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考试，各个科目都是由教育部门聘请相关科目的专家闭关数月、现场出题，然后由自上而下的教育机构来安排学生参加考试。这种考试的权威性自不待言。但是，既然英语科目的分数将来并不是作为高校录取学生的参考分数，而依然要被计入高考总分，那么，在其他科目的考试都属于“国家考试”的情形下，单独把英语科目作为社会化考试，我认为会带来不小的问题。

社会化考试一般是以从庞大的题库中由人工或者电脑随机选择一套乃至多套试题的形式出现。就现在而言，社会化考试实施的难点存在于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由谁来主导并主持这样一项对考生如此重要的考试?如果考试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如考试研究院）来主导并主持，如何体现其社会化的特点?如果考试是由相关民间组织（如相关的考试委员会）来主持并负责，又如何解决其权威性的问题?考试一旦出现问题（如试题中出现错误），由谁对考生负责?第二，如何使这个社会化考试能够充分、真实地体现学生的英语水平?第三，这个社会化考试如何与中国现行的基础英语教育和大学英语教育相衔接?第四，如何使考试做到安全、完善，避免出现影响教育公平的事情?

熊丙奇

按照改革方案，在两种模式下的高考外语考试都实行一年两考，将考生的最好成绩计入总分，同时将考试时间错开。但我不认为如此以来，外语科目就成了“社会化考试”。真正的社会化考试，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其一，考试不由行政部门组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高考改革要推行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政府在考试招生中的职能是"宏观管理"，由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国外的社会化考试，均由公益性质的专业测评机构组织。

其二，考试通过市场竞争获得信任。目前的考试评价，基本上都是由行政部门赋予考试的权威，更进一步说，考试是被行政垄断的。这样的考试机制，导致我国考试评价质量不高，考试安全问题频发。而社会化考试，则完全依靠市场竞争赢得生存空间。质量高、服务好的考试服务机构如能获得众多学校的认可，就会受到考生的青睐。反之，这一考试机构则会被淘汰。在市场竞争中，考试机构必然专注考试质量、服务水平的提升。在美国，SAT考试就是由中介机构组织实施，而在SAT之外，还有ACT考试、AP课程等，这就是考试竞争的结果。

其三，考试的功能不是选拔而是评价。社会化考试，与行政主导的考试不同，它只为教学、招生提供评价依据，而不是教学的指挥棒、招生的唯一依据。简单地说，考生可以选择参加这一考试，用这一考试成绩去申请大学。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只将考试成绩作为评价指标之一，而非全部。学生的考试成绩与中学教学无关，中学完全自主教学。与此同时，在学生申请大学的过程中，每一次社会化考试成绩均有效。

按照上述三个基本特点，高考外语考试倘若真正做到社会化，就应该由社会考试服务机构自由竞争。更重要的是，每次考试成绩均有效，都可以作为学生申请大学的依据。此外，也可让国外专业的考试服务机构加入内地考试机构的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为高校和学生提供更好的评价服务。要做到这一点，考试招生分离是关键。

中国拟实行的两种高考模式将对高校的英语教学，尤其是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教学产生怎样的影响？

郭英剑

现在各个高校都在对大学英语课程进行改革，无论是师生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认识，还是教师对学生实施的英语课堂教学，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两种高考模式的实施，应该不会使现有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发生重大变革，但它有可能使部分学生不再重视英语学习，这倒是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还想谈谈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更好地进行大学英语教学。在我看来，与高考英语相比，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才更应该恢复其原本应有的社会化特征，高校不应限令学生必须参加考试甚至还要将考试成绩与学生的学位挂钩。

现在，很多高校都已取消或者计划取消将学生的学位与其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挂钩。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步入真正的语言学习的轨道，而不是为了通过考试不得不学习英语。

目前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弊端有三点。第一，加剧了大学英语教学的应试化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说，以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为导向的大学英语教学是造成学生英语学习“费时低效”的重要原因。因为大多数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只是为了通过考试，他们并不在意其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是否真正得到了提升。第二，无视了学生个性化、多元化的英语学习需求。第三，降低了教师发挥个人学术专长、开设更富专业性和更符合学生实际需求的课程的动力。

取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至少会产生以下积极作用:

第一，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会大大提高，因为他们掌握了学习英语的自主权。第二，学生将会对英语学习提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要求，从而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第三，在学生积极主动的要求下，教师也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教学改革，开设出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学生需求的课程。第四，即使有一些学生不太热衷于英语学习，他们也可以把时间利用到其他专业课程（包括其他语种）的学习当中。

熊丙奇

分类考试究竟对高校英语教学产生怎样的影响，这要取决于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和教育教学改革。对高校英语教学影响更大的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如果四、六级考试不改革，高校的应试英语教学局面则难以有较大的变化。

中国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什么?

郭英剑

我认为，中国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更加公平、更加客观地选拔出优秀学子，使他们能够进入自己心仪的高校学习，或者进入适合自己的高校学习。

为此，一切关于高考改革的规划与措施都应该围绕这个终极目标来确定。

熊丙奇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提到高考改革的目标，就是打破一考定终身，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考试招生分离为原则，推进教育行政部门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