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桂诗春（1930-2017），陕西西安人，教授、博导，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曾任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第二、三届委员，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外语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委员会会长，广东外语学会会长等。



我常爱引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话‘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来作为我的座右铭，其意思就是要自强不息，走革故鼎新的道路。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穷的学问，永远是‘未了’的，也许生命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追求，在于薪尽火传。 ——桂诗春



2017年4月5日凌晨，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外语教育家桂诗春教授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噩耗传来，英语教育界陷入巨大沉痛之中。业界人士纷纷撰文哀悼，追思先生崇高风范，寄托无限哀伤之情。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教授曾云，“先知老桂，而后知广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李筱菊教授曾赞誉桂诗春为“外语教育界的‘开山力士’”。作为我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倡导者和主要创始人、为我国外语教育界及学术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泰斗级学者，桂诗春深受几代学人尊敬与仰慕。



自幼好读 在“做事”中习得英语



桂诗春1930年生于广州，受战争影响，桂诗春未能接受完整而系统的小学教育。1937年后，为躲避战火，桂诗春举家迁往香港。1945年日本投降未久，桂诗春考入香港英文书院。书院的教师大多是神父，香港英语、新加坡英语、澳洲英语、爱尔兰英语等各种英语口音混杂。英语教材也比较混乱：初中阶段使用香港战前编写的英语文选，高中则采用英国文学原著。老师上课亦无固定教法，课堂十分沉闷。同学之间在课下交流时也多使用汉语。



故此，桂诗春并不认为自己英语水平的提升以及对英语的兴趣与在书院就读具有密切关系。桂诗春曾回忆说，自己对英语感兴趣是因为感觉到通过英语这扇窗户可以让自己看到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战争期间英文书籍难寻，但从小酷爱读书的桂诗春仍设法阅读了不少战前出版的《新法读本》，相当于现在的英语简写本。抗战胜利后，桂诗春有机会读到大量平装本英文通俗小说，以侦探小说为主。阅读时，他采用了一种“速读”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能够勉强理解故事情节，几乎不会借助词典。”桂诗春认为，这种方法极大增长了其对英语的感性认识。



当时还有一种“文摘式”的杂志，如《读者文摘》、《皇冠》等，里面的文章短小精悍，引人入胜，也深受桂诗春喜爱。于是他把这些自己能看懂的文章翻译或改写成为汉语文章，并投稿到地方报章，部分稿件的刊登使他受到了莫大的鼓励。



中学阶段的桂诗春还热爱集邮。为了获得设计精美的邮票，他结交了30多位英国（前）殖民地的笔友，每个星期都用一部破旧的打字机发出七八封信件，和笔友交换邮票，并交流不同地区的文化。这种活动使他提高了英语的写作能力，增加了地理知识。



在桂诗春看来，自己学习英语的过程一直是用英语做事：“读”是为了看书，“写”是为了通信，“翻译”是为了投稿。



筚路蓝缕 创建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



1950年，桂诗春回到刚解放的广州，并考入武汉大学外语系。后因院系调整，武大外语系的部分师生和中南区几所高校的外语系合并到中山大学外语系。1955年，桂诗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英语课和文学课。然而，1973年的一次访英文化交流活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英国，桂诗春在与著名教材编写专家、《新概念英语》的作者L. Alexander等英国语言学名家的交流中意识到了应用语言学的强大生命力，于是他将英国各学校应用语言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带回国进行潜心研究，下决心在中国建立起应用语言学这个学科。他说，中国传统的英语系主要以教授英美文学为主，但是英语要发展和普及，关键在于教师，而应用语言学的目标正是培养英语教师。



此后的40年，应用语言学成为桂诗春的学术重心。他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办出全国第一个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业，为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探索。



桂诗春曾回忆，最初创办这个专业时十分艰难，没有教材和师资，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他和同事们一起学习，逐步总结经验，自己编写教材，再教授给学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桂诗春克服重重困难收集到的各种关于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纸质书籍达三千种，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的资料室成为中国大陆关于应用语言学资料最齐全的资料中心。



为了让语言学在我国扎根，他与宁春岩教授合作完成了普及方法论的《语言学方法论》一书。20世纪90年代初，他又完成了《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 《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等著作，为研究中国学生的学习英语进行了初期探索。



敢为人先 率先开展英语标准化考试试验



桂诗春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对中国英语标准化考试进行的前沿探索。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高考英语改革启动，桂诗春与李筱菊教授等一同承担了高考英语改革的任务，提出进行高考英语考试标准化改革，并引进国外语言测试理论和统计技术，在广东率先开展标准化考试试验，为我国考试研究科学化作出历史性贡献。



桂诗春结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四化”原则，一是制度化，在北京成立考试中心；二是专业化；三是标准化，指分数转换的制度；四是电脑化。1985年，广东成为第一个使用电脑阅卷的省份。1988年，为表彰广东省在推动我国教育测量与统计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国家教委授予广东“标准化考试改革先驱”的称号。



也正是从高考英语这张标准化试卷开始，高考改革中所应用的标准化考试理念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并沿用至今，且被应用于包括英语专业四、八级和大学英语四、六级等各类英语等级考试中。



老骥伏枥 毕生倾力英语教师教育



作为一名应用语言学家、英语教育家，桂诗春从教60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对我国英语教育、英语教师教育的密切关注，正如最初他投身应用语言学领域所指出的：英语要发展和普及，关键在于教师，而应用语言学的目标正是培养英语教师。



两年前，年逾8旬的桂诗春在《现代外语》撰文指出，我国既是一个英语学习者大国，也是一个英语教师大国。我国需要大量英语老师，但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不可能聘用大量来自英语国家的本族语者教师（即外籍教师），因此我国英语教师的主体是中国自己培养的非英语本族语教师。尽管外教具有一些明显优势，如语言流畅、自然，善于结合语境教学、主张自由活动、能使用较多的教学材料等，但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难以执行用汉语写成的教学大纲、对教学不够投入和负责、对学生往往有不切实际的要求。



故而，桂诗春提出，我们不必对外籍教师盲目崇拜。中国培养的英语教师强调语言的准确性、形式、语法规则、书面文字、正式语用，对教学更为投入和负责，对学生更加严格。他们对英语比英语为母语的教师有更深刻的洞察力并且能够针对学生需要进行教学。



桂诗春建议，我国的英语教师应该更新观念，即从更广义的社会政治和其他问题角度来看英语教学，过去我们习惯的“正确性”、“规范”、“失误”、“权威”等概念应该代之以“转变性教学”、“学习者为中心”、“意识”和“自我反映”；在语言计划和教育政策方面的单一文化、单语、单一模型、单一中心都应改为多文化、多语、多模型和多中心。



“我国学生从小学3年级一直到大学都在学习英语，学习年限跨度甚大，而需要的英语教师数量巨大，这些教师的主体是非英语本族语教师，他们经历过同样的学习过程，了解学生的特点、需要、学习方式和受母语的影响，容易有的放矢，这是英语母语教师所不具备的优点，但他们也很容易掉入一个“陷阱”，不自觉地重复自己学习英语的经验和做法，而他们所接受的英语教育都是在上一世纪里进行的。所以非英语本族语教师都应在语言/语用能力和教学能力之间取得平衡，不断提高我们的语言/语用能力和教学能力。”桂诗春在文章中强调。



2000多年前，屈原在《离骚》里吟唱，“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桂诗春看来，学问有如神话中的崦嵫，可望而不可即；也许快乐和满足不在于得到什么，而在于求索和攀登本身。这正是他一生孜孜以求、不懈努力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