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柏然：用记录生命足迹的文字告慰逝水年华(119439)-英语教育-(281)-21英语网

本文作者： 21ST

张柏然（1943～2017），江苏武进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专家特殊津贴获得者，资深翻译家。

曾担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主任等职，曾兼任《中国翻译》《中国外语》等刊物编委及《现代外语》等期刊的顾问；著有《译学卮言》，参与翻译《职业的选择》《人生的枷锁》《大白鲨》等英美文学作品；发表《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翻译学的建设：传统的定位与选择》《中国需要创建自己的翻译学派》等学术论文。主编《新时代英汉大词典》《英汉百科知识词典》《当代英语口语词典》，主译编《牛津英汉双解词典》等。

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

张柏然是我国知名的翻译理论家，早在1997年就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他认为，构建中国翻译学要立足本位，也要参照外位，既要注重共性，也不能忽视特性。

具体说来，构建中国翻译学要立足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依据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要在全球化对话中建立中国译学理论体系，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结合当代学理，对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从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中，迸发出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对待西方译论正确态度是，结合中国译学研究成果和翻译现象，吸收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共性描述的合理部分，而非机械照搬和套用西方翻译理论模式。他提倡尊重不同翻译传统的差异性，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寻求普遍性，即从东、西方翻译理论中抽象出真正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翻译理论。他指出，中国翻译学和纯翻译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特殊性，后者是普遍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重视译论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普遍性的诉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唯有立足民族语言、文化和翻译传统，同时参照和借鉴国外译论，超越非此即彼的东西文化冲突模式，努力发展自身，方能真正参与国际对话，为构建多元互补、平等和谐的世界文化景观做出应有的贡献。

他指出，构建“中国翻译学”，既要坚持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也要保持译学研究的独立学科意识。翻译涉及文本、译者、读者三大关系，融合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审美心理等多种因素，是一门涉及多学科、具有多层面的综合性科学。建立翻译学就是要运用语言学、文化学、美学等学科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并从心理学、美学、哲学等角度对译者、读者加以认识。

他主张，构建“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科学化与人文性相结合的原则。对翻译的内在规律作抽象的、形式化的描写使翻译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同时，因为翻译是涵盖面极广的社会现象，对翻译的社会性、实践性和主体性的研究又使翻译研究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在翻译研究中，一方面应该警惕一味分化求细、忽视抽象和综合的科学化倾向。翻译研究中的语言是充满灵气和智慧的生命编码，翻译活动亦是跳动生命旋律的动态过程，背离翻译的人文性，必然会把翻译研究简单化。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用翻译研究的人文性来否定翻译研究的科学化。不能因为翻译研究的人文性而认定翻译研究中的随意性、重复性和低效劳动是合理的，也不能据此认为传统翻译研究的路子是至善至美的。要建立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将二者统一起来。

典籍翻译：立足本土融合中西

张柏然认为，典籍翻译肩负着传承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化价值观的重任。中国译者应增强民族自豪感，把握并传递典籍中渗透的中华文化价值观，这并不是以我为主的单向输出，而是既坚持本民族的价值标准，又充分尊重价值观的多元化，从而达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谐发展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强求目标语读者接受中华文化价值观，但是，有必要通过主旋律的翻译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从而有效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典籍翻译均以西方汉学家为主导力量，他们对传播中国文化功不可没。如今，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共同目的，越来越多的中国翻译家和海外华裔学者主动译介中华典籍，他们正努力改变着以往以单向为主的典籍翻译模式。

当前，典籍翻译的主要难点在于怎样准确理解并恰切揭示原作的深刻内涵。在这方面，中国翻译家更容易把握古代先哲的世界观、人生观、哲学观、审美观。相比之下，西方汉学家则具有天然的目标语语言优势。因此，为了使译文内容更加忠实原典，同时更具可读性，我们既要大力加强对译出实践的投入和研究，又要争取异域文化背景的汉学家加盟，谋求多方合力，共同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中华典籍博大精深，有很大的阐释空间，需要一代又一代译者不断挖掘其深意。多元化的文本解读使典籍文本持续焕发生命力。目前，典籍复译现象很普遍，这无疑有助于形成译本多元互补的局面。典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译者知识视野、认识水平、时代变迁、主流诗学等主客观因素制约，但这种制约也为复译活动开启了广阔前景。典籍复译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是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包括理解有新意、风格有新貌、语言有新风。好的复译本赋予原作以新的活力、新的生命。

“编写词典是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抗衡”

作为我国知名词典编纂家，张柏然在词典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实践方面均有建树。在《双语词典（编纂）学刍论》《语料库与双语词典编纂》《〈词典学词典〉读后随想》等文章中，他十分强调双语词典编纂要有自主原创性，主张在汉语语言文化语境下编出适应英语学习者和工作者需求的英汉双语词典。他认为，仅仅跟在作为蓝本的英语单语词典的后面亦步亦趋是断乎不成的，唯有针对中国人学英语、用英语的特点，继承我国双语词典编纂的优秀传统，吸收国内外语言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分而大胆地借鉴他山之石，特别是发轫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语学习词典的编纂经验，顺应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辞书从“编者视角”向“读者视角”转换的大趋势，坚持独立研编的编纂方针才能有所作为。

此外，他主张词典编纂要充分利用语料库，并身体力行，主持创建“南京大学英汉语料库”以及“英汉双语词典计算机编纂软件系统”。2004年他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正是这种理论认识的产物。这部英汉词典无论在词目的选择、释义、例证和对现代英语实际运用的描述方面，还是在编纂手段的现代化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为当代英汉词典的编写提供了典范，曾被誉为“中国的‘牛津’和‘朗文’”。该词典先后获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语言学类二等奖、中国出版集团优秀辞书奖，并被列入“南京大学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最具学术影响力的优秀成果榜”。

当得知《新时代英汉大词典》获得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时，张柏然说：“相对于寂寞来说，编写词典是一种宣泄，是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抗衡的一种生命活动；但愿些记录着生命足迹的文字，可以告慰依然流逝的似水年华。”

（综合整理自方梦之主编《中国译学大辞典》，张柏然、许钧合著《典籍翻译：立足本土融合中西》，新华日报《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之获奖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