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如同偷出天国的火种给人类(120685)-英语教育-(283)-21英语网

本文作者： 21ST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

与鲁迅为邻的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外与鲁迅是很有些缘分的，虹口校区对面那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园里正安放着鲁迅先生之墓。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其实首先是翻译家、语言文字学家，他的文学活动以翻译起，以翻译终，翻译的数量和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他的创作。

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的日记里写到：“??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甚佳。”这“甚佳”的影片翻译者是姜椿芳。这部影片由普希金的小说改编而来，看片活动亦由姜椿芳组织。见鲁迅先生到来姜椿芳十分高兴，递上了为这次放映出版的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册，介绍说，册子里有关普希金生平和作品的叙述，就是根据鲁迅所主编的《译文》月刊的资料编辑成的。姜椿芳并且告诉鲁迅，这部影片译名《复仇艳遇》，是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会一再挑剔而改变，才成了现在的片名。鲁迅带着愤慨的口气说，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的题目改得面目全非，让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因为影片即将放映，姜椿芳匆忙送给鲁迅两张赠票，恳请他下次再来看电影。未曾料到，这竟成了鲁迅生前所看到的最后一部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姜椿芳在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领导和支持下创办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正是今天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为了纪念与鲁迅先生的渊源，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文校名全称标准字就采用《鲁迅日记》（二函廿四卷）的手稿集字，自1956 年以来一直沿用至今。上外人牢记邻居鲁迅先生的教导，“不但要读中国的好书，也要读外国的好书，并且科学书籍也要多浏览，不要仅仅抱住目下流行的时髦书。”

并非与英语“漠不相识”

鲁迅留学日本多年，日语水平很高，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都十分熟练。鲁迅用日文写过文章，也曾将自己的作品译为日文，又多次担任口译。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从1927年12月起亲自教许广平学习日语，教学效果非常之好，结果学生很快就能从日文翻译文学作品——这就是稍后出版的《小彼得》。许广平回忆说：“先是教单字，但并不是照日文教学所排列的字母教起，而是鲁迅自己编出讲义来教的。教书时逐步深入，而又灵活地每天按时地学习。一共自编自教了二十七课。”教法别出心裁，效果又快又好，无不表明鲁迅对日文的掌握已臻化境。

鲁迅的德文水平则要低下去若干档次。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日本仙台医专都学过德文，后来又进了东京的德语学校，虽然不一定非常之正规地每天去上课，但总是正式学过德文。辛亥革命后不久鲁迅打算离开绍兴到一家大的出版社去当编译，就曾经用德文应试，他的德语水平不难推见，用来看书翻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于英文，鲁迅一再表示自己是“漠不相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鲁迅逝世前不久，友人史沫特莱请来美籍德国医生托马斯·邓恩(Thomas　Dunn)为之诊治。为了对病人保守秘密，事先医生问史沫特莱病人懂哪种外语，意思是不希望鲁迅听懂他们的交谈，以免让知道真实的病情。史沫特莱回答说：“日语很好，德语不能说，但听得懂。”医生又问：“英语呢?”史沫特莱很干脆地说：“不懂。”于是医生决定用英语交谈，由茅盾担任翻译，将许广平介绍的病史以及治疗的经过译为英语，也把医生的某些话译成汉语。他们不想让鲁迅知道全部的真实，但这一计划落空了，稍后鲁迅在文章中提到，这位医生“是在上海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布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由此可知尽管鲁迅的英语听力不能说是很好，但还是听懂了朋友们自以为可以保密的谈话。

鲁迅学生时代在江南水师学堂学过几天英语，后来自己也在不断学习，但远不如他的日文、德文水平。如果是比较简短的英文材料，鲁迅是可以对付的。例如当梁社乾将他翻译的英文本《阿Q正传》寄请鲁迅审阅时，鲁迅指出过其中几个小错误。鲁迅翻译《毁灭》时主要以日文译本为依据，同时也参考过该书的德译本和英译本，他在《后记》中介绍自己去取的方针时说：“藏原惟人译成日文，题为《坏灭》??后二种（按指英文译本和德文译本）都已改名《十九人》，但其内容，则德日两译，几乎相同，而英译本却多独异之处，三占从二，以就很少采用了。”虽然很少采用，但仍然说明他是可以用英文看书的。鲁迅在文章中偶尔夹入过若干英文词语，大抵很准确。种种迹象表明，他对于英文并非是“漠不相识”。

开启文学翻译的新风气

鲁迅曾把翻译家比做普罗米修斯，说翻译家把异域的文学作品译介给本国的读者，就如同普罗米修斯把原属于天国的火种偷出来，送给人类。

在鲁迅留下的1000多万字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在社会历史大断裂、新旧文化大洗牌的年代，鲁迅在“拿来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的译介工作，形成了其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作原则，被誉为“不仅改写了小说翻译史上的色调，也开启了文学翻译新的风气”。

鲁迅研究专家孙郁说，鲁迅的大量精力用在翻译，而他瞧不起自己的创作。比如，1927年春，来华考察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台静农给鲁迅写信，说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谢绝了，并说: “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鲁迅翻译的作品中苏俄文学是最多的。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注意到了俄国的文学，他最初的翻译生涯就和俄国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域外小说集》中，有多篇是俄国人的，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残忍、黑暗、哭诉、寻找......他后来的小说写作，大多还是受了俄国人的影响。他说: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心酸，的挣扎。”鲁迅和作品中的人物一同烧起希望，一同感到悲哀。大体上说，“五四”运动之前，鲁迅翻译了很多俄国、北欧、波兰等反映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疾苦的作品。苏联成立后，他继续关注苏俄文学。他翻译的《死魂灵》、《毁灭》、《浊流》都堪称是其代表作。

在挑选翻译作品时，鲁迅的一个重要选择标准就是“: 对社会有借鉴作用”，“于读者有益”，同时要保持作品的原貌。此外，鲁迅还非常看重作品本身的个性，他根据个人爱好，常常选择有趣、有“智性”的作品。

鲁迅说过，在具体翻译介绍时，他强调忠实于原作，主张“直译”、“宁信而不顺”。他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鲁迅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可以为了一个词的译法探讨一下午。

鲁迅的翻译和创作是相互影响的。他最初的小说《狂人日记》受到了果戈理的影响，但内蕴却染有安德烈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色调。他翻译夏目漱石回忆老师的文章以后，他也写了《藤野先生》。再比如荷兰作家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说一个孩子逃学，逃学到大森林里，到大自然里面去玩儿，和大自然的万物在一起很幸福。翻译完这部书以后，鲁迅就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可以说《小约翰》直接催生出他的《朝花夕拾》。

（根据光明日报《走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华读书报《鲁迅的外语水平：若精通英语一生或大不同》、南方日报《鲁迅首先是翻译家》等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