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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岁月中创造的外语教育奇迹

本文作者: 王晓珊
期号: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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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8年历史的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堪称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在那种战火纷飞的条件下,她在不同的学科中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国家栋梁之才,可谓群星灿烂,蔚为奇观。然而,当今中国外国语言文学界为何不能像西南联大外文系那样,培养出诸如钱锺书、曹禺、穆旦、李赋宁、王佐良、许国璋那样的大师级人物?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人。如果仅仅说那是一个产生大师的时代,这恐怕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碑文里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释放出来的人文关怀和学术氛围聚集了一批学识卓越的教授,在他们的教导下,学生放眼世界,以报效国家为己任,发奋学习,勤于思考,最终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通识为本 专识为末

西南联大在教育理念上秉承通识教育理念。当时主持联大校务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认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大学教育首先应该培养和塑造健全的人格、意志和人文品质,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致,则应在通而不在专。培养他学习的能力,尤其是完善他人格的修养,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基础,做人的基础和学习的基础,然后向四面八方发展。

我们从西南联大大学一、二年级课程表可以看到,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并非专业划分细致,相反在大学一、二年级阶段非常重视理、 工、文、史、哲方面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较全面,通过对五大领域的基础课学习,使学生在文化课程的广度上得到涉猎,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为后阶段的专业课程和思想积累打下坚实的基础。

西南联大的英语课程则包括三个部分:即共同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及以中西语言文学为根基的文史哲会通教育。所有课程中,专业选修课程设置达到56门,学生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专业选修课的学习,平均每年需要学习14门课程,其中主要由文学类、语言理论类以及第二外语类课程组成。在专业选修课中,文学类课程共28门,占专业选修课二分之一的比重,可见西南联大对于文学涵养的塑造十分重视。例如:国别文学史、作家作品研究等课程都是文学课程的核心。语言是文学的基础,文学又是语言学习的高级境界,是语言的精华所在。英语学习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学习文学类课程能提高语言运用的逻辑思维,增加学生的文学积累,达到语言学习事半功倍、厚积薄发的效果。文学类作品的学习也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达到语言思维训练的目的。

通识教育的开展、科学的专业课设置、浓厚的学术氛围、知识渊博且教学有方的教授们共同创造了西南联大的外语教育奇迹。其中的一个奇迹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培养出了很多诗人,而且他们是联大诗人群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西南联大的文学院包括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四个系。中国文学系传统学术空气浓厚,许多二、三十年代曾从事过新诗、新文学创作的作家做教授后大多讲授古典文学,新文学方面的课程仅有两门选修课。而外文系的课程设置却正好相反:选修课多,且专门研究外国文学名家名著的课程大大增加。例如,1939年度新学年开始后,外文系开设了一门从北大外文系继承来的课程——欧洲文学名著选读,9位教授各讲1部名著:钱钟书讲《荷马史诗》、吴亦讲柏拉图《对话集》、陈福田讲薄伽丘《十日谈》、Willam Empson讲《唐·吉诃德》等。大学文学教育,特别是外国文学的学习直接介入了联大诗人的诗歌创作。

文学院中文系、外语系、哲学心理学系、历史系四个专业学生的互通有无也造就了联大学生诗人的开阔视野和胸怀、他们诗歌中广泛的人生观照以及深刻的生命玄思。诗人郑敏在联大主修哲学, “康德”、 “中国哲学史”、 “魏晋玄学”、 “西洋哲学史”是她喜爱的课程, 正是冯至先生翻译的《给一个年青诗人的十封信》让她更多地接触到了歌德和里尔克的世界。而外文系的查良铮和赵瑞蔚喜欢听的却是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和中文系罗庸教授的课。

就中文系、外文系和文学创造的关系问题,当时联大的教授们曾进行过激烈争论。中文系的闻一多教授甚至在1946年5月口头提出了“合并大学中文系与外文系”的建议。1947年12月,朱自清将他的建议整理在《国文月刊》第63期发表,同时自己还写了一篇《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朱自清认为,中、外文的合系会促进新文学的发展,在外国文学系“养成”的人才“加中国文学的修养”,这样才能将新文学和西洋文学比较着看,才能了解它、发展它。

当然,外文系的成就不只是培养诗人。著名剧作家曹禺是清华学生中最骄人的文学大家,但他进入的是西南联大成立前的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季羡林先生也曾说: “我在北大做过多年副校长,几乎年年都要修订教学计划,把一些课程搬来搬去,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给学生开出一些真正好的课。我在清华西洋文学系念了四年,上了许多课,真正对我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这两门课影响了我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外文系的专业课。”

启示当代 继承创新

西南联大的教育模式一直在启发、激励着新一代外语教育人。为纪念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中译出版社于今年年初重磅推出了《西南联大英文课》 (英汉双语版),该书原名《大学一年级英文教本》,由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主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罗选民教授主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教师联合翻译。罗选民表示,这本教材将先进的教育理念融入到英语教学之中,在提升英语阅读技能,欣赏英语范文、西方经典之外,更重要的是传递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据罗选民介绍,陈福田精选的篇章旨在培养中国未来的文化精英,为改革旧制、构建中国的现代性而做好铺垫。在教材的前三篇课文中,编者展示了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意在唤起西方的注意和中国国民的觉醒。 《贫瘠的春天》摘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当春天来临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老刘却看不到希望,甚至对自己活着都不感到庆幸。第二、三篇《负重的牲口》 《河之歌》均出自英国戏剧家、小说家毛姆的文集《在中国的屏风上》。课文讲述了挑夫和纤夫不堪重负的犹如牲口般的生活。编者希望学习者不要沉溺于象牙塔之中,而是要献身于社会改造之中,铸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博大胸怀。为了服务教育这个大目标,编者还选取了《通识教育》 《民主社会中教育之功用》 《教育的目的》 《什么是大学?》 《通识学院的理论》等。另外,全书收录的四十三篇课文涉及文学、教育学、政治学、哲学等,体裁包括小说、散文、论说文、传记等。所选英文文章,必出自大家之手,如梭罗、爱伦·坡、罗素等,其中不乏中国的作者,如胡适、林语堂。

罗选民表示,上世纪九十年代,有高校发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呼声,认为通过教授外语加专业课程,便能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事实上,这种理念停留在简单的技术教育层面,它关注的不是思想的训练,而是技术的叠加。 “与技术教育不同,大学教育不是由特定的兴趣所主宰,而是将人类活动当作整体,将这种理解置于彼此的联系之中,置于与总体经验即我们所谓的人们的生活的关联之下。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陈福田先生的英语课本就已经将经典的教育理念运用于英语教学之中,用经典的文章来启发学生的思维,在今天看来,这仍然是发聋振聩之举。”罗选民说。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查明建教授也认为,人们长期以来对英语专业存在误区,认为到外语专业学习就是学习外语而已。事实上,外语学科和中文学科一样属于人文学科,但外语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学生必须首先掌握这门语言才能真正进入到外语专业的学习,所以外语专业是通过学习外语,进而专业学习的学科。

“最明确地提出外语教育是人文学科这一理念的就是西南联大的外语系,他们希望培养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造就国内所需要之精通外国语文人才,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播。西南联大跟清华的培养方案是一脉相承的,它的课程设置非常专,培养出了许国璋、王佐良、李赋宁等一批大家。你给学生什么样的教育就会出什么样的人才,你的理念出错了,你就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所以现在西南联大成为最好的大学,关键就是它的理念对。专业性和人文性,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它是人文学科,所以要体现人文的品格,这个人文品格就是它专业性的表现。”查明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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