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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外语教育:回顾与展望

本文作者: 戴炜栋
期号: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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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新中国70年华诞,也是我所工作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70年校庆,作为在外语教育一线奋斗近60年的老教师,我想结合自己的求学与工作经历,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外语教育进行回顾与展望,以此献给祖国和母校。

宏观规划指导 推动外语发展

纵观建国以来的外语教育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外语教育总是与国家战略紧密对接,服务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外事、外交等需求,呈现出动态发展趋势。

一方面,国家的宏观布局与规划对高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985”“211”还是“双一流”建设,或者省部共建等政策,均为高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以上外为例,1993年,时任上海市领导的徐匡迪、陈至立到我校视察,同意上外作为第一批教育部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共建的学校。现在虹口校区的最高建筑一号楼,就是当年上海市政府投资建造的,极大地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

上外于1996年申报“211”工程建设学校,教育部领导到学校预审后认为我们的办学质量、师资、学生都是一流的,但办学的硬件条件相对较弱。入选“211”后,我们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不断优化办学环境,松江新校区建设也迎来了新契机。进入新世纪以后,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松江建立大学学区。当时,市委领导征求我校意见,我们领导班子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拓展办学空间的大好机遇,于是通过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发放补贴等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特别是稳妥做好了对教师的说服动员工作。松江校区坚持融多元文化于校园环境中,建成后受到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好评,也为2017年学校成功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单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外指委等教育部专家咨询机构为外语专业建设提供科学指导。我于1984年进入教指委工作(时为教材编写组,现在是教育部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当时的领导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许国璋教授和王佐良教授。1992年,教材编写组更名为外指委,我担任英语组组长,胡文仲教授担任主任委员,这就是第一届指导委员会。第二届于1996年成立,我担任主任委员。此后,我又连任了第三届和第四届教指委主任委员。

外指委对接国家战略做了大量专业指导性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在许国璋先生的指导下制定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和《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90年代又进一步修订了这两个大纲,制定了面向21世纪外语类人才培养标准,提出要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这一观点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直到现在都没有过时。同时,我们组织了英语专业四、八级教学测试,以检验教学质量。后来外语专业四、八级教学测试逐步推广到日语、法语、德语等通用语种。此后外指委拟定了外语本科专业规范,这实际上就是《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前身。

外指委还针对西部大开发设立了专项,帮助西部高校探索教学改革之路;结合WTO背景,组织对外经贸大学的相关专家就课程和人才培养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

针对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教育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设置相应专业。当时非通用语种因使用面较窄,招生人数很少,就业难度也比较大,导致一些师生思想不太稳定。外指委配合教育部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争取到相关补贴政策,即教育部给教授非通用语种的教师每人每月发放100元补贴,各院校也相应发放补贴。教育部还在全国各地建立非通用语种的本科教育基地,其中上外、北外、广外、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均建立了基地,有效推动了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发展。

创新教育改革 培养多元外语人才

外语人才的培养一直紧密对接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我于1958年到上外读书,1962年留校工作,教授过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不同层次的学生;1990-2005年任校长,1995-2004年任党委书记,见证了上外从单一学科的外国语学院发展成为多科型外国语大学,参与了相关教育和培养模式改革,切实领悟到人才培养目标一定要与国家需求相一致。就我所经历的教育改革而言,有以下几项改革举措令我印象最为深刻。

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复合型人才培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外语教学也开始复苏并发展,原有单一的外语教师、翻译等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国家需要,于是上外自1983年起试点培养复合型和复语型人才。我们开设了一些应用文科的专业,如经济、法律、法学、新闻学等,要求这些专业的学生兼修语言专业,同时鼓励英语专业学生辅修经济、法律、新闻传播、对外汉语等专业。此外,学校还针对一些非英语专业的语言类学生试点双语专业,譬如,主修西班牙语的学生可以辅修英语专业。这样培养出的学生更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欢迎,外交部对这种复合型办学模式也非常认可。后来全国几乎所有外语类院校都采用了这种人才培养模式。

其次是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外语专业教学大纲的统一制定。当时,我们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专家参与编写大纲,大家在进行充分调研和反复论证后制定了这部大纲。该大纲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有些理念即使到现在都没有过时。譬如,大纲提出2000年进入新世纪后,要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仍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目前国际化、智能化背景下,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外语人才十分重要。

第三是大中小学“一条龙”改革工作。外语教学“一条龙”理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1998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外语教学一条龙”第一届会议,后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当年提出“一条龙”理念主要源于我参与编写教材的经历。那时,我参加了上海市教材编写工作的一期和二期工程。两个工程时间跨度很长,包含各个学科,我主要参与了其中的外语教材改革部分(包括小学和中学)。此外,我还参与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高职高专以及中专教材、英语专业教材的编写工作。通过参与编写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教材,我深刻体会到外语教学应建立“一条龙”的发展体系,以提高教学效益和教学质量。我参与全国外语教学大中小学“一条龙”的研究课题后,相关成果得到各方认可。

2000年在北外召开的一次英语教学国际会议上,我进行了英文发言,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了外语教育“一条龙”理念。会议结束后,我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外语教育“一条龙”理念的论文。这个理念强调本土性、多元性和发展性,而其贯彻落实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国家层面,即由教育部出面进行组织协调。例如,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主管部门分别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基础教育司,这两个司工作的有效衔接有助于做好外语教学的“一条龙”工作。目前上外拥有一个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该基地同时是上海市高校“立德树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由束定芳教授任首席专家。在大中小学相关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基地与中小学开展合作,在教材评估编写、教师培训、教学改革、教学学术平台搭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我看来,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研究生外语教育,甚至幼儿英语教育也应进行有效衔接,而如何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学界认真研究。

最后是上海外语口译资格证书考试项目。该项目是上海市紧缺人才岗位资格培训项目之一,1995年6月开考,每年两次。该项目旨在通过培训与考试,培养一批能胜任各类涉外谈判、文化交流、高层次会晤和研讨以及国际会议的外语口语或翻译人才,同时为社会上的外语学习者提供继续教育机会,提高其语言综合能力,特别是口语和口译的整体水平。20余年来,该项目的累计考生人数接近150万,考生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新加坡、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地区。自该项目设立以来,我一直担任顾问,经常与相关专家进行专题研讨,参与试卷命题、定稿以及音频部分的审核等工作。此外,我还担任了英语中、高级口译培训教材总主编,该系列教材也受到广大考生的欢迎。

在我看来,对接国家和区域需求,培养紧缺外语人才是外语学界应该关注的事情。目前22所院校正试点公共外语改革,以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这一人才培养模式试点与实践也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等对人才的需求。

以上改革项目均是我主持或参与的,符合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外语人才培养的战略需求。随着国际化、信息化、人工智能的发展,高校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和方式也呈现动态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均应以国家和社会对的人才需求为核心。

优化体制机制 助力外语教育

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外语学科的建设水平与相应体制机制改革密切相关。换言之,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体制机制的保障。

以上外为例,学校在上世纪90年代针对单一外语类学院资金比较紧张的问题,于1993年在全国率先试行了新生收费制度改革。众所周知,自建国以来,高等教育一直是免费教育,教育部尝试收费改革可以说是一大突破。当时教育部在全国挑选了三所大学,分别是清华大学、东华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

我们进行这项改革需要很大勇气,因为当时还没有高校收取学费,有的教师担心上外带头收费会影响生源数量。况且,在90年代初,人民收入还比较低,2500元的学费对很多家庭而言是一笔很大的支出。然而,学校经过充分讨论后,领导、教师和工作人员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我们应当跨出这一步。我们强调,收费改革绝不是单纯收取学费,而是在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出台相应的改革配套措施,包括设立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制度等。这是因为,收费改革后,家长对学校的教育质量、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更高,我们必须全方位做好相应工作。

当时我们还专门到电视台、电台去宣传收费改革事宜。我在宣传时着重阐述了我们的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提升举措,同时请各位家长放心,学校绝不会让任何一个优秀学生因为付不起学费而失学。事实证明,第一年我们的改革很成功,生源基本上与往年相同,第二年比第一年更好,还受到了教育部的表扬。在教育部举行的部属高校校长书记咨询会议上,我们有两次被指定介绍收费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1997年,全国高等院校开始全面实行收费制度。

目前,上外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努力建构专业集群,建设国际化慕课,推行完全学分制改革,实施挂牌上课,全员聘用,教学质量监控等制度,推出智慧校园和智慧空间,打造卓越学院、人才培养实验班等,在我看来,只要是有助于激发教师积极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制度和举措,都是值得推介的。

新时代新使命 外语教育再出发

建国7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按照时间跨度和发展特点,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的1949年—1966年。该阶段外语教育逐渐起步,且受政治外交影响较大,当时全国高校共教授41种外国语,74所高校开设了英语专业。第二阶段为1966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该阶段外语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在1970年11月20日,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外语教学的谈话》,指导外语人才培养工作。第三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1世纪(1978-2000年),该阶段外语教育恢复发展,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此后分别颁布了针对大学英语教学、英语专业基础阶段/高年级阶段的大纲,以及《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1998年)。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以来至十八大召开(2000-2012年),该阶段外语教育快速发展,外语语种专业得以拓展,且出台了一系列大纲、课程标准和课程要求。第五阶段自新时代始。新时代对外语教育与人才培养均提出了新要求,外语教育需要进一步聚焦内涵式发展。

新时代以来,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指导高校工作的文件。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此后,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等一系列举措,坚持人才培养要立德树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就外语教育而言,我们要培养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外语人才,他们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还要有中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在“一带一路”“文化走出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接这一新要求,从人才培养角度出发,外语学界应从以下四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坚持本科为本,建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本科是最重要的阶段。《成都宣言》中明确提出“以本为本”(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育是根)和“四个回归”(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这也体现出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在外语界,本科人才的培养也同样是核心和根本。

随着外语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元化,相应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等均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目前不同学校的人才培养仍然存在同质化、水平低等问题,希望外语教育工作者们在教学研究方面多下一点功夫,多设立一些项目,深入研究,逐步实践,特别是要探索不同院校、不同学科、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问题。

同时,大中小学、本硕博应建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确保不同阶段的有序发展,避免人才培养的同质性。换言之,大中小学“一条龙”在新时代仍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其内涵是动态发展的。2018年,教育部颁发了《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我们有必要围绕相应“国标”做好不同学段人才培养的衔接工作。当然,相应的高校外语专业和学科评估体系也要不断完善。

第二,坚持多元发展,推动学科交叉原创性研究。

外语学科的传统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学、文学、翻译等,2017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设立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外语学科的内涵,也符合国家的战略需求。从科学研究的内容来看,无论是本体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均应强调原创性和多元化。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引进介绍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挖掘本土概念、向世界介绍中国等方面做得不够。我认为,一方面,国际先进理论引进应与本土理论探索相结合。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应相辅相成。外语教学与相关研究不可分割,研究不仅是发现或者建构新的知识体系,更要服务于人才培养。新时代的外语人才培养需要学科交叉的原创性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发展。同时可分层分类举办学术研讨会,如海峡两岸外语教学研讨会,外语院校协作组年会、外语学科发展联盟年会等,促进学术交流合作。

第三,坚持潜心育人,营造教学相长生态环境。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一支国际化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是建设“双一流”、培养高端人才的必然要件。特别是青年教师队伍,更是我们人才培养的主力军。随着外语教育规模的扩大,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产生。以前,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数量很少,比如,上外最初只有两千多名学生,而现在本科生、研究生与留学生已达上万人。因此,如何保证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从师资队伍结构来看,目前外语专业中青年教师比例较大。这样的师资结构有利有弊。青年教师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专业水平也不错,但是教学经验有所欠缺,因此我们要坚持“传帮带”,指导年轻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作为一个老教师,我真心希望青年教师能够按照国家和学科发展的要求,积极学习,提升自我。

另外,我想强调一下师生关系的良性发展。教师潜心育人,学生勤学不倦,师生教学相长、亦师亦友非常关键。我从教近60年,始终与学生相处十分融洽。现在,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教过的本科生还时常跟我联系。他们没有忘记我,我也没有忘记他们。后来教过的本科生中也有很多人和我保持联系,研究生就更多了。

这里有几点关于学生培养的思考想跟各位同行分享。首先,教师要有责任心。学生进校以后,教师应担负起责任,兢兢业业把课教好、把学生带好,充分发挥引领和榜样作用。其次,教师要有终身学习精神。教师不仅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优化知识结构,而且要虚心向自己的领导、同事和学生学习。我一直认为,教师只是一个人,面对数十乃至上百名学生,必定有不如学生之处,因此一定要虚心学习。最后,教师要谦和。教师应当保持自己的尊严,但只有师生互相尊重,良好、融洽的师生关系才得以建构。

第四,坚持绿色共享,推动人工智能+外语教育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从不同层面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也深刻影响着外语教育。但技术的应用不能代替教师的作用,不能取代情感体验和互动交流,我们应努力使教师和技术密切融合,显性和隐性课程共生,促进跨界融合,提升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体验,提高教学质量。

70年如白驹过隙,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我自1958年考入上外后从未离开过母校,对上外充满了热爱之情。我觉得,这一生如果说在外语教学上做过一点点贡献的话,那么主要是得益于国家、党和学校的培养。这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今年是祖国70华诞,上外与祖国同龄,我真心希望母校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也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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