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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语》主编黄国文:外语期刊应为外语教育改革保驾护航

本文作者: 王晓珊

黄国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CSSCI来源期刊《中国外语》主编,国际期刊Functional Linguistics (Springer) 联合主编,国际期刊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Routledge) 联合主编。

记者:《中国外语》创刊于2004年,作为比较年轻的外语类学术期刊,《中国外语》在办刊风格上与其他期刊有何不同之处?其优势体现在哪里?

黄国文:《中国外语》的办刊的宗旨是:立足改革、高扬创新、面向教学、强化应用;力图在引导性、前瞻性、开拓性、学术性、实践性方面做出特色,这是顺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流,在新时代为我国外语教师提供一个“百花齐放”的园地,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提供一个施展才华、与国内外学者对话的舞台。多年来,《中国外语》一直努力把期刊定位在高雅的学刊和通俗的外语学习刊物之间,面向广大的普通读者,发表了实践性强、通俗易懂的文章,尽量避免与其他期刊之间存在明显的同质化。

《中国外语》在办刊风格上与其他办刊时间更久的期刊的不同之处主要有四点:一是特别关心国家外语教育的战略发展,努力为外语教育改革保驾护航。《中国外语》的“改革论坛”是个非常有特色的栏目,文章内容既有“顶天”也有“立地”,既有“自上而下”的教育政策解读,也有“自下而上”的一线教改实践探索。这些文章很多是由学术地位较高的知名学者(包括桂诗春、胡壮麟、戴炜栋、文秋芳、王守仁、王克非、蒋洪新、孙有中、何莲珍、王文斌)撰写的,而且很多是通过他们的社会身份来引领外语教育改革和创新。

二是注重把外语教育与研究融入国家的战略发展中。这些年《中国外语》刊登了很多关于“商务英语”“MTI培养模式”“语料库翻译学”“国家话语研究”“文化走出去”“外语学科建设”“国家外语能力”“‘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语教育战略”“我国的语言理论自信和汉语自信”等关于外语与新时代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相关问题的文章,为新时期外语教育与研究起着引领的作用,这也表明了《中国外语》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三是关注学科发展热点和前沿。《中国外语》有很多篇关于新兴学科研究方向的文章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好评。例如,关于多模态话语分析,《中国外语》先后刊登了多篇这个话题的论文,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2020年6月27日的CNKI数据显示,“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张德禄, 2009/1)发表十多年下载量是20035次,被引1995次。这些年也发表了新兴的生态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如,“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黄国文, 2016/1)发表四年多来的下载量6779次,被引202次。

四是《中国外语》每一期的开首篇(《学论经纬》专栏)都是根据特定的主题,由知名的学者撰写。这一栏目的文章都是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学者的力作,有很多独特的见解;这类文章既有前瞻性,也有引领性,对年轻的学者和教师很有启发作用。

记者:《中国外语》在审稿时更看重学术论文的哪些要素?教师在确定论文选题时如何兼顾热点和创新点?

黄国文:《中国外语》是个学术型期刊,所以审稿时首先是考虑学术质量和学术创新,同时是研究内容的引领性、新颖性和实践性。我们对文章的要求是要读者容易读懂,因此不刊登非常专业化、一般读者看不懂的论文。论文的创新是首要的要求,创新可以表现为选题新、视角新、论点新、方法新、结论新。所刊登的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跟国家形势紧密结合的,如“一带一路”倡议、生态文明建设、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走出去、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课程思政建设、新文科等;另一类是与学科发展热点问题,如《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研究、全国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研究、语言服务;还有一类就是与时政关系不是特别紧密的学术问题探索,包括语言问题的各种研究途径和应用,如形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话语分析等等。对于教师来说,做哪些方面的研究,与作者自身的情况和能力有关。

我们认为,学术研究切忌跟风。研究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知识结构、研究兴趣、教育背景和驾驭能力)选择研究题目和研究范围,千万不能盲目跟风。至于学术创新,是所有研究的追求,但对于什么是创新,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严格来说,作为外语学科和作为教师,要做到严格意义上说的创新是很难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追求创新和不关心创新问题。我们如果有创新的追求,就能找到创新点。比如说,我们从生态的角度去研究语法结构,这就可能有新的选题,有创新可言。我们从课程思政角度研究“The man enjoys helping the girl because she is attractive”和“The man enjoys helping the girl because she is kind”的不同表达,也是有创新的。我们用新的视角研究一个老问题也可以有创新。我这些年在做生态语言学研究,根据中国的语境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既不同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也不同于积极话语分析;我们提出,在中国的语境中做生态话语研究,有一条称为“以人为本”的假定,并有“良知原则”“亲近原则”和“制约原则”,这可以给我们生态话语分析一些指导。现在,全世界都在说生态问题,但我们所说的关于生态的问题和观点与西方国家的学者说的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研究要立足本土,对国外的理论要鉴别,理解地接受,或修正或拒绝或批评。

记者:您同时担任着多个国际学术期刊的主编,国内、外期刊在选用稿件时侧重点有何不同?如果教师想给国际期刊投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黄国文:期刊要为目标读者服务,国内与国外的学术期刊的最大不同是目标读者。我认为,无论是给国内还是国外的期刊投稿,首先要了解该刊的特点和研究范围;尽管有些文章看起来似乎可以在多个期刊刊登,但认真了解特定的刊物,对稿件被接受是很有帮助的。

国际期刊与国内期刊的审稿制度不同。通常来说,国际期刊对大多数投稿都会给出评审意见,而且比较详细。相比之下,国内的期刊通常就不会给出详细的评审意见。有些年轻学者告诉我,他们在国外发表的一些文章是一遍一遍改成的,其中给予很大帮助的是匿名人的详细修改意见。国内的期刊目前大多数都无法给投稿提供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这可能跟目前大家所采取的审稿制度和我们的文化认同有关。

我们到国际期刊发表论文,要明白自己的创新点在哪里,是哪些人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比如,国内这些年很多中国学者采用国外学者提出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包括汉语语言问题),这类文章就有国外学者感兴趣,因此就容易被接受。

记者:整体而言,您认为我国的外语类期刊要办成国际一流期刊,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提升?

黄国文:国内的外语类期刊与国外的语言类期刊的最大不同是,国内的期刊同质化比较明显,比如,很多期刊都有“学术探索”“教学研究”和“翻译探讨”的栏目,同一篇文章可以在不同的刊物发表。国际的主流期刊主要是专业化期刊,如Journal of Linguistics, Linguistic Enquiry, Language and Society, TESOL Quarterly等。另外,由于国内期刊的论文主要用汉语撰写,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是不读的,因为他们读不懂。其实,国内的期刊与国外的期刊有完全不同的读者群,而由于论文的语言选择等因素,国内的期刊与国外的期刊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国内的作者在国内期刊发表文章,通常不用外文撰写,即使写了期刊也不发表;国外的作者用外文在国内发表文章,国外的作者是读不到的。从这点看,国内的外语类期刊与国外的语言类期刊是不接轨的。因此,如果按照目前国际的标准,国内的期刊要在国际学术界成为一流的期刊,估计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路要走。

关于在中国办“国际一流期刊”,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现在国内主要的外语期刊都是采用汉语撰写论文,根本无法发展成国际期刊,因为国外的读者看不懂汉语。我们如果在国内办用外语撰写的期刊,那目标读者就不是国内广大的读者,而由于西方学界的偏见和我们的发行渠道等问题,估计不容易变成“国际一流期刊”。国内的人文学科有多个用外语撰写文章的期刊,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得到更多的外国学者接受,最终发展成国际一流期刊。但是,这件事任重而道远,需要多年的努力。在外语界,办得最好的应该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记者:在新时代背景下,外语期刊对于“双一流”建设和英语教师的职业发展应起到怎样的作用?

黄国文:学术期刊的功能之一是引领学术研究和推动学科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外语期刊对于“双一流”建设起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教师通过期刊了解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参与学术讨论,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学界了解自己的研究。

中国学术要走出去,就要让更多的外国学者了解中国的研究、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方案、中国的智慧,因此,外语期刊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方面,多注意和培育中国本土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另一方面,对刊物的栏目设置进行改革,并提供比较详细的英文提要。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期刊的中英文提要所提供的信息是完全一样的,英文提要太短,无法提供更多让外国人感兴趣的信息,因此中国的思想不容易对外传播。

外语期刊要始终以学术质量为导向,要聚焦问题,要充分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要注重思想性、前瞻性、引领性、创新性、学术性,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更好地为新时代的外语教育与研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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