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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外语教育,从这里出发

本文作者: 王晓珊

开栏的话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着努力拼搏、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从本期起,我们开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专栏,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语教育事业发展历程,讲好中国共产党发展外语教育、培育外语人才、成就丰功伟业的故事,引领广大英语教育工作者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登出的这则《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问世。

2020年9月,“外国语学社”旧址被“搬”进了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伟大工程”示范党课《诠释伟大思想 担当初心使命》。上外学子以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为核心,再现了当年革命先辈和青年刻苦学习外语,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与反动势力斗智斗勇,不断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故事。

隐藏于石库门的秘密学校

上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之间分布着一片石库门建筑群,统称“渔阳里”。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近环龙路的一段被称为老渔阳里;近霞飞路的一段是新渔阳里,通常被称为渔阳里。这里十分适合设置秘密机关:因属于上海法租界的僻静地段,房租较东部旧城区和西部西式住宅区低许多;对口的霞飞捕房管辖范围广,巡捕人手不足,无力严密监控各种思潮和政治活动;作为石库门里弄,弄堂有多个出口,每幢自成独立空间的建筑,均辟前、后门,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撤退十分方便。于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和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分别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和活动基地。

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等人于1920年8月22日发起建立了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任书记,机关就设在渔阳里6号。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激发了中国革命青年向俄国学习的强烈愿望。要学习俄国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必须培养一批懂俄语的革命干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根据培养革命干部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需要,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

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便与外国发生了各种联系。洋务运动开始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朝廷同意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招收少年学习英文、法文(后来又增添了俄文)以应科技、外事交往之急需。由于上海很快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不少人为了进入外资企业谋生,挣得更多的劳务报酬,不惜花大价钱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外语。在此背景下,各种外语教学机构应运而生,且生意红火。因此,外国语学社在当时众多的外语教学点中并没有引起特别关注。

外语教育与革命教育紧密结合

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兼任秘书(校长助理)。杨明斋原为旅俄华侨,1920年春担任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随行翻译。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筹建期间,他在渔阳里6号创办了中俄通信社。中俄通信社作为共产党组织的第一个通讯社,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发送通讯稿报道中国革命消息,同时向中国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

外国语学社的教员大多是中国教员。在外语教员中,李汉俊教法文,李达教日文,袁振英教英文,但教授的语言主要是俄文,俄文教员有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王元龄。库兹捏佐娃是俄国人,她通过与学员对话迅速提升了其俄语听说能力。

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主要由相关人士推荐,免试入学。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已经过去,俄国受到青年们的关注。学社吸收了湖南、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的青年,学员在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同时参加一些革命活动。

先后在该社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汪寿华、蒋光慈、曹靖华等近六十人。来自湖南的学员最多,他们大多是由与毛泽东一道参与筹建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船山学社负责人贺民范介绍的,包括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汪寿华、华林等经陈望道、俞秀松介绍,从浙江来到上海;吴葆萼、蒋光慈等经陈独秀介绍,从安徽到了黄浦江畔。经推荐入学者无须付费。据曹靖华回忆:“我在这个外国语学社学习,既没交学费,也没交饭费和宿费,全是S.Y.(按: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包了。”学员周伯棣曾回忆:“俞秀松写信给我,叫我到上海半工半读,我就从杭州到上海,进了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记得我当时就和俞秀松两人住在亭子间里……学员大部分是住在外面的,只有一小部分住在6号。”他还提到:“俞秀松叫我管图书,每月有陆元工资。听说这笔钱是沈雁冰等同志的稿费,用这笔钱买了许多书。”外国语学社的图书室可以说是党组织创办的第一个图书馆。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建团工作也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中开展。二十多名学员被吸收为第一批团员,其中包括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等。

外国语学社将外语教育与马列主义教育紧密结合,为学员讲授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还将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列为学员的必读书目。

学员每天上午学习外语,下午除了学习外,有的学员还参与工运工作,协助中俄通信社抄写、油印和校对稿件,还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劳动界》周刊撰稿。每个星期日通常安排政治课讲座,邀请陈望道给学员讲解《共产党宣言》,邀请作家沈雁冰和《民国日报》的邵力子讲授社会科学知识。可以说,许多学员都在外国语学社期间完成了思想上的重要转化,踏上了革命道路。

为新中国外语教育积累经验

从1921年2月起,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30余名学员陆续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着学员相继赴俄,外国语学社出色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1921年7月15日,《民国日报》仍刊登了《外国语学社添招新班》广告:“本社添招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学生各一班。有志向学者,请即至法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报名,每班报名者满廿名以上即行开课。报名费一元;学费每月二元。”这表明,外国语学社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

上海外国语学社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国语学校,在杨明斋、俞秀松等教职工的努力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将外语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和外语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中共建党前后人才培养和教育青年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外国语学社同时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培养俄语人才、创办外语学校积累了历史经验,对后来的外语教育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多名学员留学归国后积极从事俄语教育工作,成为俄语教育的先行者。1922年,上海大学开设了俄文初级和高级课程,任弼时担任“西方革命运动史”的课堂翻译,后来在团中央工作时兼任俄文初级教师。蒋光慈曾担任上海大学俄文高级班教员,授课内容包括俄语、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社会思想史和社会运动史等,并在教学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学生参加革命工作做好理论上的准备。蒋光慈后来与鲁迅、冯雪峰等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了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曹靖华后来成长为我国著名俄语教育家、翻译家,正是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及马列知识时打下的基础。

外国语学社的部分学员还利用所学俄语积极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罗亦农组织东大中国班部分学员翻译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王一飞翻译了《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新社会观》,并与瞿秋白合译了《政治经济学浅说》,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教育党员的基本教材;梁柏台翻译了《联共党纲和党章》《列宁主义入门》及有关工会工作的论著等,都进一步传播和宣传了马列主义。

马克思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中国共产主义者要与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同志直接联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掌握外语特别是俄语是必不可少的。正因如此,办学时间不长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既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本营,又是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座桥梁。因此,外国语学社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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