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型教学必须中国化吗?
本文作者: 本报记者 田文
编者按:任务型教学(Task-based Learning,简称TBL)是20世纪80年代外语教学研究者经过大量实践和研究总结出的具有重大影响意义的语言教学模式。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课程标准都采用了任务型教学模式。2001年教育部为全日制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制定的英语课程标准中就大力倡导“任务型教学法”。对于TBL,中国的英语教育界存有不同的看法,这一话题也成了7月下旬在太原举行的“首届中国基础教育英语教学改革教师论坛”的讨论热点。记者就此热点问题分别采访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分社社长龚亚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文秋芳和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罗少茜三位教授。
问:“任务型教学法”虽然在国际英语教育舞台风行几年了,但在国际英语语言教育的学术会议上却频频受到非议。有中国教育专家置疑:在中国倡导一种尚在争论中的“任务型教学法”是否合适。您怎么看待?
龚亚夫:国际教育界对TBL实际上不存在争议,只是有人认为TBL不教学生语法了,或是说它缺乏理论依据,我认为这是以偏概全。社会建构理论、语言习得的研究、人文主义等理念都为TBL提供了雄厚的理论依据。
罗少茜:任何新事物都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来证明它的可行性。没有足够的研究和数据来证明,就不能单纯地说一种模式是好还是坏。目前争论多的是任务难度的把握以及任务的延续性和系统性。TBL作为一种较新的理念,在国内的相关培训很少,教师还需要更系统的认识和理解。
文秋芳:我认为TBL有其明显的缺陷。中国现有的教学模式,是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 (presentation-based approach),可归纳为3P:presentation,practice和production。这种模式以语言形式为中心。TBL则是将production作为教学的起点,这虽然对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有帮助,但却有些本末倒置。它以西方交际法理论为基础,我相信每一种教学法都源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基于这个信念,我认为任何一种从国外“进口”的教学法,包括“任务型教学法”在内,都不可能直接用于中国的英语教育。TBL必须中国化。
问:采用“任务型教学法”,会造成“重能力”而“轻知识”的趋势吗?
龚亚夫:TBL也同样重视语言的教学,有效的任务设计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吸收知识,它最终的目的是让学生运用语言去完成任务。不过,对于教学方式,教师和学生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罗少茜:能力的体现要靠知识。考试的时候,如果学生不具备能力是无法完成好测试的,学生能力增强了,知识也会增长。这是一个辨证、平衡的问题。不可能能力增强了,知识反而没有积累。
文秋芳:如果一成不变地照搬西方的模式,确实会产生这样的倾向,但是我相信没有人会这样做。目前我们对中国化的TBL宣传不够,曲解很多,这样容易使部分人的做法走向极端。
问:采用“任务型教学法”会对教师的素质提出哪些要求?
龚亚夫:首先老师的教学理念要更新,了解人的情感因素是TBL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其次教师与学生的的角色要发生变化,老师成为了一个监控者,学生从语言学习者转变成使用者。有经验的教师要学会如何让教学达到一个最佳状态,把握好任务的进度、时机,设计出有效的任务;学生之间的语言活动不仅关注语言的形式,更要关注语言使用的意义。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把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运用语言去完成任务。
罗少茜:教师要多关注与TBL相关的活动,教师不仅是授课者也是研究员,我国可多开展一些教育学术的活动,提高教师的认知水平。应当鼓励老师在没有任何多媒体等新科技的辅助下,以人为本,有效地上好一整堂课。
文秋芳:全盘照搬西方的TBL弊端很多。我想没有人会主张这样做。如果实施中国化的“任务型教学法”,教师至少需要:对中国化的“任务型教学法”有全面的理解,并懂得如何与传统教学法有机结合;有较强的口语交际能力;有很强的课堂管理能力,能够有效控制小组交际活动的进行。
问:中国已经有多少学校采用“任务型教学法”?您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在中国的前景怎样?它将成为英语课堂教学的大趋势吗?
龚亚夫:这个没有统计过,TBL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按广义的标准来说,现在的绝大多数学校都使用了TBL,我相信这是大趋势。
罗少茜:我同意龚教授。
文秋芳:我认为西方的TBL不应该成为中国的主流教学法。教师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教学对象、不同的教学阶段,根据自己的优势灵活选择教学方法。当然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排斥国外先进的东西。作为一名国际化教育者,一定要关心国内外的发展,并能及时地将国外经验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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