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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风范 高山仰止

本文作者: 本报记者 王昕
  许国璋,著名英语教育家、语言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1915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94年9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先后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赴英国留学,1949年10月回国,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由其主编的《英语》教材通行全国,家喻户晓,历40年而不衰。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和语言学。著有《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等当代语言学研究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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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岳的这段时间,学院里爱好英文的同学成立了课外英文演说俱乐部,取名“湖畔绅士”。“湖畔绅士”的会员均为文、法学院各系三、四年级的男生,大家轮流作英文演讲。许国璋所做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英文演讲震惊四座,令人折服。

  大学期间,许国璋沉醉于18世纪的英文散文,尤其是艾迪生和约翰生的文章。在文学大家作品的熏陶下,许国璋对语言的悟性得到迅速提升,大四时,他曾尝试翻译司马迁的《项羽本纪》,精练的表达和恰当的用词获得当时在联大任教的叶公超教授的赏识,叶评价其译文“颇有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文风”。

  除了痴迷于文学,许国璋还在大学时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三时,他选修了叶公超的“印欧语言学概论”。课下,他还研读了丹麦和美国语言学家的学术著作。如果说浪漫而感性的英国文学铸就了许国璋骨子里的浪漫与洒脱,那么严谨而抽象的语言学则练就了他严谨而沉稳的治学风格。

  1939年7月,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之后,许国璋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外文系任教。1946年7月,许国璋报名参加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的第二届自费留学考试。根据当年的公报记载,英文学科自费留学生共录取128名,许国璋同王佐良、周钰良等人名列前四。凭借出众的成绩,12月,许国璋远赴英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研究方向为17、18世纪英国文学。在英国求学期间,许国璋常同李赋宁等昔日同窗通信,交流学习情况。虽然身处异国,他仍时刻牵挂国内的英语教育,在与李的信件来往中,两人相约学成回国“办好一所大学的外文系”。

  1949年,在很多海外学子为是否回国而举棋不定的时候,许国璋毫不迟疑地选择回国,投身英语教育。1950年,许国璋受聘于北外,开始了在这所国内著名外语院校长达40多年的教学生涯。

  一套《英语》 千古流芳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冬日,早晨8点。尽管北风呼号, 大雪纷飞,商务印书馆大楼的门口却早已人头撺动,人们有秩序地排起长龙,慢慢挪动前进。原来,第二天,一档英语节目将在电台开播,而广播的内容就是已经风行近20年而不衰的由许国璋教授主编的《英语》教材。这套自六十年代问世的经典作品,风靡中国英语教学界近四十年,影响了几代中国英语学习者。

  1961年,国家教育部计划组织专家编写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王佐良等专家组成了英语教材编写小组,计划着手制定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学生培养方案,并编写8册英语专业精读教材。其中,1至4册定位为基础阶段教材,由北外组织编写,许国璋被推举担任这四册教材的主编。在许国璋的带领下,编写组集合了多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参与编写,并由著名翻译家王佐良教授等多位专家审阅。教材编写过程中,许国璋精心组织材料,反复修改。1963年该套《英语》教材面世出版,很快在全国掀起英语学习的热潮。

  《英语》从零起点开始,通过一篇篇短小精悍的课文,对音标、词汇、时态、语态、语法结构等都进行详细的讲解。在当时信息闭塞、学习素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英语》无疑成为了渴望知识的人们案头枕边捧读的珍贵的学习材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曾经编辑出版过不少深受学习者喜爱的基础教材,其中,王力的《古代汉语》和由许国璋主编的《英语》堪称中英语文教材“双璧”。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李良佑先生曾经撰文回忆:“中国自改革开放政策后,出现了一个出国热潮。或求学,或工作,或移民,不同文化教育层次的均有出国。我在美国,发现不少人从中国带出去的书籍中都有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我偶尔好奇问之,为何不远万里携带此套教材?答曰:看来看去还是许国璋的实用。”

  自1963年《英语》首次出版之后,许国璋又几次对教材进行修订和改写,替换原书中过时的课文、陈旧的对话或练习,补充并丰富了新时期的语言材料。九十年代初,许国璋在承担着繁重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情况下,再次挤出时间重新修订了《许国璋英语》,在每篇课文前加入了“导学”部分。在修订《英语》的同时,许国璋花费了6年的时间从上千篇文章中选取素材,并将其改编成课文,编写了译本全新的教材——《新编许国璋英语》,该书于1993年由外研社出版,仅两年,前两册教材的销售量就已达到20万套。

  心系教学 高瞻远瞩

  从英国留学归来,许国璋即受聘于北外,从事英语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向院里的领导和教师介绍了英国语言教育的最新理念,及其学科设置以及教学模式。在教学中,许国璋十分强调“学以致用”,他常常告诉学生学好英语要“眼尖、耳明、嘴勤、手快”,并要求他们建立“自己的图书馆”,博览群书。在教授英美文学等课程的同时,许国璋还首次为北外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词汇学课程。当时,词汇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国内研究该领域的专家还很少,教材和参考资料非常匮乏。许国璋花费了大量时间整理了在英国学习时所做的课堂笔记,并研究了诸多从英国买回的语言学著作,最终完成了体系完整、论述详实的课程讲义。

  课堂上,许老对国外的辞典如数家珍,对每本词典如《牛津英语词典》《罗歇词库》《现代英语习惯用法》等的编撰特点、成书经过和使用方法都能信手拈来,侃侃而谈。

  许国璋以学贯中西的文学涵养和严谨认真的为师之道很快成为学院年轻教师的榜样,他们纷纷以“许老”来称呼当时只有四十多岁的许国璋,尊敬之情可见一斑。

  在潜心教研的同时,许国璋还时刻关注我国英语教育的状况,发表了一篇篇“分析入里、切中要害”的言论文章,在业界引起强烈的反响。1978年,许国璋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上撰写了名为“论外语教育的方针和任务”的文章。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外语教学的方针对一个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小事,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在这篇长达近万言的文章中,许国璋列举了美国、印度、日本制定外语教育方针的经验,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力量,提出“新时期外语教育的方针和任务应以外语为工具,教授文化知识,从以培养翻译干部为主的教学目标转变为培养各行各业掌握外语的人才。90年代初,由于长期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外语专业的学生一进大学就要确定专业方向,毕业时就要服从分配。针对这种僵化的教育体制,许国璋指出“应该允许转系、转校;应该允许学生自己找工作,只要双方谈妥”。

  在摸索英语教学方向的同时,许国璋还很积极地指导高校英语教学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工作,并不遗余力地推动业界的学术交流。他先后参与并主持了高等学校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和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的工作,组织国内高校教师完成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制定,主持了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大纲的试点工作,并担任全国外语类核心刊物《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主编工作。

  1956年,许国璋同李赋宁、王佐良等人共同策划创办了一份名为《西方语文》的学术刊物。五十年代末,刊物更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年,许国璋在北外组建了外国语言研究所,并同时担任《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主编工作。尽管教学工作繁忙,许国璋有时仍亲自执笔撰写“编者的话”,并仔细审看每篇文章,字斟句酌。

  从1985年接手主编一职,直至1994年去世,许国璋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共刊发论文13篇、书评等19篇。许国璋治学严谨,强调“为人为学均要严肃认真”。“许先生写文章,从不一挥而就,总是思索再三才下笔。成文后又反复修改,稿纸上常常满目都是用红线修改的痕迹。”许老的学生,《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任主编王克非教授这样回忆道。

  尽管年逾古稀,许国璋仍每日笔耕不辍,潜心学术研究,不知老之已至。如有客人到访,为了许老的健康考虑,许夫人常会在茶几上放一只闹钟,定时提醒他们中止谈话。每当许夫人离开书房时,许老便偷偷地将闹钟的止闹按钮按下。结果,许夫人常常不得不亲自到书房,提醒许老“休息一下”。

  学贯中西 厚积薄发

  在学界,许国璋不仅是一位观念超前、锐意革新的英语教育家,也是一位造诣精深的语言学家。在我国语言学界,王宗炎和许国璋曾被称为“南王北许”,足见两位大家在推动国内语言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

  许国璋是国内最早研究和评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者。1958年5月,他在《西方语文》(即《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结构主义语言学述评》,文章详细介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在批判其谬误的同时,肯定了其中的合理因素。文章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还被苏联的《语言学问题》杂志全文译载。

  上世纪60年代,许国璋的研究触角开始从英国文学完全转入现代语言学。他和朱德熙先生一起讨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给中国外语教学带来了新的信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80年代中期调到北外外语研究所担任所长一职以后,许老更深入、系统地钻研西方各家语言学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哲学体系。

  1983年,许国璋担任了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副主编的工作,具体负责外国语言部分的主编工作。从条目框架设计、组织撰稿以至最后定稿,许国璋都花费了大量心血,对于每个条目,他都反复斟酌,从始至终坚持一个原则,即对于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条目宁缺勿滥。许国璋对条目内容进行分类,并对每类词条的解释原则做了规定,如介绍一种语言时,应说明它的历史渊源,文化影响,语音语法规则,以及是否作为官方语言和使用人数等;涉及语言学方面的条目时,应说明各家各派的学术贡献等。

  许国璋的大部分语言学论述都收于《许国璋论语言》一书里。这部论著写于1978年至1990年,收录了许老的论文共25篇。这些论述介绍了语言的本质、作用和起源,对结构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进行了详细地阐述,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重评马建忠,发掘金岳霖,注释许慎的《说文解字序》,阐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为我国语言学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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