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底，立即恢复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的消息突然袭来，那时我尚在读高二，幸运的是有百分之三的在校生可以提前参加高考。我先通过了选拔考试，又在一个月后的高考中顺利通过，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英语专业大学生。

一入校，系里就举行了摸底考试，然后根据考试结果把新生分到快、中、慢三个班，以便因材施教。据说，分到快班的学生都是在中学任教的优秀教师，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已经达到了大学二年级甚至更高的水平，所以系里要给他们“开小灶”，使用专门的教材。而中班和慢班的学生需要巩固英语基础知识，因此仅学习普通的教材。这可能是当时外语专业最大的特色——差异化教学。我中学学的是俄语，英语基础是零。得益于这种差异化教学的方法，普通班的教学进程相对缓慢，这给了我足够的时间从26个字母学起并奋起追赶教学进度。

一入学老师就告诉我们，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外语学院类的，叫做听说领先、读写跟上。因为外语学院的毕业生大多从事口译工作。另一类则是北大式的，叫做读写领先、听说跟上。因为重点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多数会从事文学、语言研究或教学工作。而像我们学校这类普通省立大学则没有明确的教学模式，学生必须读、写、译全面发展。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基层哪个部门工作，必须是“万金油”才行!这个下马威令我们不寒而栗:没考上一流大学，要想学好英语就得付出成倍的努力!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学校几乎没有任何教学硬件。每个班仅配有一台很大的录音机，学生练习听力的时候，老师就把声音线绕教室一周，并发给每个人一副耳机。听力资料也非常稀少，只有《英语900句》和《灵格风》等零星的几种。所有的教学课程都依靠老师课堂传授，上课时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单词，我们抄录笔记。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最好的学习和提高方法就是大胆地进行会话练习——时时处处大胆、大声地讲英语，搜肠刮肚地寻找自己学过的词汇来进行对话。所以那时候在外语系里很少能听到中文对话，同学们都在讲英语，不论对错、不论优差，都敢“张开嘴”，着了魔一般疯狂地练习!食堂、操场，甚至图书馆都有我们对话的身影。这跟李阳提出的那种“不要脸式说英语”的方法十分接近，就是放下一切羞涩，大声地吼出来，越讲越有自信和胆量。

那时候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文革期间因“家庭出身不好”而错失入团机会的老大哥老大姐进入大学后获得了申请入团的资格。按照组织规定的程序，他们要先把申请书交给我并跟我“交心”表明他们的入团动机，所以经常有人在晚饭时间找我出去散步谈话。我们在徐徐的清风中漫步大道，这听起来很浪漫，事实上我们却很严肃。在“交心”谈话时我们一律用英语表达，刚开始时我听得云里雾里，但我不怕丢脸，直接打断对话向他们请教单词的意思，他们就用中文解释一遍，再继续讲英文。由于这些发展对象以快班的优秀生居多，每次这种“向组织交心”的谈话就像为我定制的私人辅导课一样，为我提供机会与平时没有机会更没有胆量与之对话的高水平同学交流。于是，我的英语口语水平在较短的时间内突飞猛进，这令我兴奋不已。所以我觉得，学外语一定要边学边用，天天说、时时用，学习效果会非常显著。

那个年代英语师资十分匮乏，有时某位老师生病或有外事任务，我们就无法上课。于是我们就大胆地向外语系提出建议:希望把听力教材发给每个班的班长，由班长先自学，再带领大家上听力课。就这样，我们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自学了半年，令人意外的是，没有老师在场，同学们在课堂上却能够更自由、大胆地发挥，半年下来学习成绩反而有所提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种进口的砖头型小录音机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市场上，但卖得很贵，英语磁带也很贵，我们没有条件购买，只能收听英美国家的短波广播，一边听一边跟着读，广播节目结束后再根据回忆查字典。这种方法虽然笨，却是我们学习鲜活的英语语言的唯一办法。如果你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内外人人把收音机贴在耳边收听外台广播，毫无疑问，你肯定已置身于外语系之中!短波收音质量差，广播节目中往往充满了呲呲啦啦的杂音，我们必须把耳朵紧贴着收音机才能听得清楚。大家为了不相互影响，便躲到教学楼外面，各自找一处僻静的角落收听广播。在寒冬，学习就变得尤为艰难，为了让自己暖和一点，大家不得不一边听广播一边跺脚。

现在回想往昔，那时的学习条件确实十分艰苦，但我当时并不觉得辛苦。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500多万考生中幸运的20万，我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加之心中充满“天之骄子”的满足感，我学得很起劲，甚至一直感到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