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自我1978年考上大学，就读英语专业，转眼已是三十几年了，可那几年的读书时光依然清晰地留存在脑海中，仿若昨天。

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是在1977年，但我因在外地工作而未能及时赶回单位参加考试，当时感到十分无奈和惋惜。幸运的是，在1978年高考前一个多月，我回到了连队。回到单位的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向连队指导员提出了参加高考的申请，指导员不仅同意了我的请求，还特批我与其他几位连队的同志一起脱产复习。得益于连队的政策鼓励和领导的帮助，我顺利考上了大学。多年来我一直十分感谢原工作单位和领导，是他们帮助我考上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高考时，我报考的是英语专业。最初选择专业时，我踌躇满志地准备报考理工科专业，但拿到复习大纲时，我打起了退堂鼓。大纲中有许多我从未学过的数、理、化知识，因此我成功通过理工科目考试的机率很低。于是我当机立断，决定报考文科，经过反复比较后排除了中文和历史等专业，向英语进军。我选择英语专业其实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新疆兵团农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学习条件又贫乏，而且只剩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除了一份高考大纲和几本旧教材，我可以说是身无长物。但我就是抱着“外语没有人有条件学”的侥幸心理，开始了无知者无畏式的复习模式，我告诉自己必须试一试，如若不行就第二年再考一次。

最终，我的英语考到了三十多分，成功跻身英语专业。当年高考外语专业要求学生的年龄不得超过23岁，而我当时已经21岁了，于是成为班里的几个老大哥之一。同学中有工人、中学英语教师、往届高中毕业生、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从其他专业调剂过来的学生，同一个班的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专业课程是从字母ABC开始学习。

从课程和教材方面来说，当时的专业课程设置很不完善，师资也很匮乏。我的专业课程只有英语精读、泛读、听说、英美文学和第二外语，一二年级选用的是北外自编的教材，因为是从零开始，难度不大;三年级选用的是余大絪主编的五六册教材，四年级用的是徐燕谋的教材。而听说课程使用的是当时流行的《新概念英语》。

精读课由一位很棒的老师主讲。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北外，听说是因为政治原因下放到新疆的。他的语音和语调都很纯正，文字功底也很扎实。据说他曾在《参考消息》做过文字翻译。大二时，我们班新来了一位女老师教精读课，她来自上海一所教会学校，拥有一口纯正的美国口音。新老师很热情，还有不少外国朋友。她的朋友们寄来的词典和书籍杂志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新鲜的东西。这位老师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些美国的大学生笔友，鼓励我们学以致用，体验与外国友人交流的喜悦。

语言输入是外语学习中的重要环节。当年学习外语的大环境十分简陋。练习听力主要依靠听录音磁带，班里有个老式录音机，配备圆盘磁带，内容有灵格风英语、新概念英语和英语900句等。班上有少数人拥有收音机，但是收听外台的效果不好，有很多杂音干扰。我还记得，由于当时像英、美这些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台被看作敌台，我们的系主任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呼吁允许外文系学生收听BBC和VOA。

虽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但学校的学习氛围很浓厚。经历过十年动乱，同学们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学习热情空前高涨。那时候外语系的学生常常结成语伴，在走廊里和教学楼外练习对话、背诵单词和课文。每个人都积极进行课前预习，上课几乎无人缺席，期末考试时鲜少听说有人作弊。

课外主动自学也是外语系一大特色，比如积极订阅和购买学习资料等。英语学习》杂志可能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本英语辅导杂志，特殊时期还曾一度限量发行。我的家境并不富裕，但我坚持订阅了《英语学习》、《北京周报》和《中国文学》等刊物。因为边疆的供应比较紧缺，我还拜托远在山东老家的舅舅替我购买过磁带、杂志和词典。

大学期间我还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乔叟、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等外国作家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至今仍不时在我的脑海里闪动。我读大学时购买的英语书籍至今仍保存完好，每当翻阅这些书籍，大学时学习英语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后来，我成为一名英语教师，阅读的习惯令我获益匪浅。

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告别英语教学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不舍的。回首往事，时光匆匆，从一个埋头苦学英语的学生到一名专业的英语学习者和教师，我看到了一个色彩斑斓而纷繁多变的世界。感谢英语，它使我拥有了新的职业，也帮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如今，外语学习条件和环境与以前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听、说、读、写等学习资料十分丰富，学习方式方法更合理、更快捷、更开放，并且还在不断改善。时不我待，英语学习者应当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借用一句谚语来说，If not now, then w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