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重：生于1902年10月重阳节，1916年入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后即赴美深造，1927年底回国，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7年后，历任上海外国语学院西欧语文系、英文系教授、系主任及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外文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主要著译有：《大学近代英文散文选》 （上、下册）等教本，《英国诗文研究集》等著述，《坎特伯雷故事》、《乔叟文集》、莎剧《理查三世》之诗体及散文体译本，《陶渊明诗文选译》、以及《莎士比亚全集》汉译初版中多种剧本之增补和校订。

从清华到斯坦福: 积淀深厚学养

我的外祖父创办了一所县立的“冠英小学”，我长到七岁那年，他老人家亲自送我去报名入学，在那里我读到小学毕业，所学课程除了语文、数学、史地、写字、画图外，还学了英语。我的英语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学的。

虽说我很早就开始学英语，但最初的学习因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而学得很枯燥乏味，引不起任何兴趣。后来，是我的一位自幼情同手足的“来哥”，将我引入了外语的天地。学英语要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充分利用英语字典；多读原版书；这些都是他那时教我的。我的英语学习基础其实也就是那时他帮我打下的。我于1915年在常州读完小学，为了更有把握考入清华，不久我来到了上海，入民立中学预科专习英语一年（该校英语教师是东吴大学出身的，资望甚高）。次年，我参加清华入学考试，成绩优良，获准于入学后直接插入中等科二年级。

当年清华园内的外语气氛确实十分浓厚。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同外语打交道，许多教材是英文的，许多课程用英语讲授。教师上课讲英语，同学之间不但很自然地讲英语，并且经常抽出时间去教室里练习拼写生词，互相纠正发音。

当然，那时在北京创办的学校还是不能没有“国学”方面的课程的。我记得当时还请过梁启超先生等国学大师来校讲学，同时也有外国学者如杜威、罗素等人来校授课，中英文并不偏废。此外，还有“国术（即我国武术）”课程。所以，我回忆中的清华，虽然很着重英语教育，却并非一般人所谓的“洋学堂”。母校校友通讯中提出“清华精神”的探讨，我记得朱自清先生曾认为其最突出的是“实干”两字。那时的清华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提倡创造、进取、活跃、好学的精神。可见，清华的教育虽仿外国制度，其基本精神却是“洋为中用”的。

我在清华中等科时的英文教师有孟宪承、林语堂等先生。清华学生能有较扎实的英文基础，与教师的细心指导大有关系。林语堂兼用中英文写作，著述甚多，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卓有贡献。孟宪承对我不忘师生之谊，1947年他任华东教育部长时，来电召我去浙江大学任教，我欣然从命。

1923至1924年间，我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英语系。我在第一学期选了德语和英文作文等课。德语每天上一节课，进度很快；语法甚繁，必须强记。英文作文虽仍在初级阶段，但写时须加入自由发挥的成份，接近创作的训练了。一年下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德语也是及格的，可是基础还不够扎实。第二学年起，专业性课程增强了，选修课也逐年增多。乔叟这门课的老师John Tatlock是有名的专家，他上下课准时，讲授时危言正色，并且每次照他的讲义宣读，我们做笔记也不容易。老师的教法不够生动，可是这门课程我却是十分喜爱的，只是要自己多主动争取老师的指导，此外还须独立研读其他专家的著作。我在斯坦福后期，选修课程的范围扩大了，有莎土比亚等经典作家的深入研究，也有美国史等文化概貌的课程。总的说来，老师们的教课方法各有千秋。斯坦福的图书资料是很丰富的，学术空气也十分浓厚，各种各样的教法并行而不悖，学生尽可自由发展自己的才能。这确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流学府。

——摘自方重《求学年代漫笔》

创建上外英语学科 坚持通才教育理念

在经历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几次调整调任之后，方重先生于1956年来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任西语系主任，与章振邦、杨小石等人组织筹建上外英语学科，筚路蓝缕，开创基业。1986年，方重先生受命成为上外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一如既往地埋头教学工作之中。

方重先生所倡导的外语教学思想和方法，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方重先生在外语人才的培养上坚持“博雅之士、通才教育”的理念。他主张外语专业应注重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及自身实践，转化为学生的人格、气质、修养。为此，英语系的课程设置上，中外的文、史、哲的课程都占有相当的比例；倡导师生阅读经典，从中汲取营养；提倡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研究式的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方重先生担任上外西语系主任、英语系主任期间，上外涌现出大量的名师学者，例如许天福、陆佩弦、董任坚、章振邦、杨小石、戚雨村、李观仪、秦小孟、王德春等。

方重先生教书60年，其中34年的时光留在上外。时光荏苒，方重先生已经成为上外的一个精神符号，引导着一届届学子见贤思齐、发扬蹈厉。

——摘自《方重：我的毕生只做了两件事——教学、翻译》

学贯中西 硕果累累

方重先生学贯中西，博古厚今，通晓希腊文、德文、法文、古英文、中古英文、古法文、俄文等外语，是我国20世纪英国文学领域中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他发表过的作品，兼有中、英两种文字，体裁有学术论文、专著、教材、演讲词、旧体诗、散文、译文和编著。他在英国文学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与译介领域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可谓学富五车、硕果累累。

作为身处教学第一线的园丁方重先生的学术成就最初体现在他主编的英国文学教材《近代英文散文选》中。1931年，他初到武汉大学任职，便在闻一多先生的鼎力支持下，对学校的课程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和改革，并亲自组织人员编写教材，招聘师资，藉以提升学校的教学水平。他曾盛邀朱光潜、戴镏龄等人合作，主编出版了大学英美文学教材《近代英文散文选》，并亲自执教“英语散文”、“英诗选读”和“英美文学研究”等课程。方重先生组织编辑《近代英文散文选》的此举本身，就是对中国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材进行示范性改编的一次成功尝试。它为日后我国此类教材的编写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本。

作为我国英国文学研究先驱者，方重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成就充分体现在1939年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诗文研究集》中。上世纪30年代，方重先生所涉及的英国文学研究包括剧作家莎士比亚、玄学派诗人多恩、17世纪的散文家艾迪生、维多利亚时期杰出诗人勃朗宁和浪漫派诗歌的杰出代表柯尔律治等作家，且都有独到的见地见诸文字。

方重先生是我国乔叟译介和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其译介之功和学术成就全面体现在1962年由他本人独立考订、校注并翻译的《乔叟文集》之中。方重先生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之于其长达17页的“译者序”，以及他对所收作品的取舍定夺，作品编排形式的确定和他独具一格的注释体系之中。在“译者序”中，方重先生不但对乔叟其人其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而且还对国外流行的有关乔叟创作生涯三个阶段的划分表示质疑，提出了西方对乔叟文本研究领域诸家所倚的“得”与“失”的看法，并发表了对乔叟语言艺术和叙事风格的独到见解。

作为一位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文化使者，方重先生的学术成就还体现在他对我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推介上。自1944年起，他陆续翻译了陶渊明诗文45篇和一篇我国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肖统所写的《陶渊明传》，后辑为一册，以《陶渊明诗文选译》为书名，先后在香港和上海出版了这本译作。显然，作为一名具有国外名校留学经历的学者，方重先生自上世纪30年代起在英国文学研究和中西文化的译介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摘自李维屏 曹航《方重学术成就评述——纪念方重教授诞辰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