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1856—1950）是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剧作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人之一，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萧伯纳的名字在旧中国的文化界并不陌生。早在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就出版过萧伯纳的专号，译介了他的不少剧作。萧伯纳的作品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萧伯纳等人联名公开发表宣言，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一举动让鲁迅对萧伯纳很有好感。鲁迅认为萧伯纳是有别于英国巡捕商人的“真的文明人”。

1933年，77岁的萧伯纳做了一次远东之行。1933年2月16日下午，萧伯纳乘英国“不列颠皇后号”轮船由香港抵达上海吴淞口。第二天下午，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之邀，萧伯纳来到宋庆龄寓所，会见了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

6天后，鲁迅应日本《改造》杂志记者木村毅邀请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记录了他与萧伯纳会见的整个过程。餐后，照了相。关于照相，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餐一完，照了张照。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下午两点，去笔会，萧伯纳做了简短演说。一批名人围着萧伯纳喋喋不休，鲁迅看不惯某些人的装腔作势，就走到外面的屋子去了。三点左右回到宋宅。萧伯纳在后园的草地上接见了记者。四点半结束后，鲁迅同木村毅回到内山书店。由鲁迅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这次会见鲁迅与萧伯纳并未深谈，在后半场的接见记者中，鲁迅更是陪客。基于此，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的最后说：“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

1933年3月1日，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谈到他与萧伯纳见面的事，鲁迅写道：“萧在上海时，我同他吃了半餐饭，彼此讲了一句话，并照了一张相……”鲁迅告诉台静农，3月1日在沪出版的第十二期《论语》杂志上刊有萧伯纳与孙夫人等人的谈话，“我的一句话也登在那上面。”查该期《论语》，上面果然有署名镜涵作的一篇《萧伯纳过沪谈话记》。其中有这样一段：

对于萧伯纳的赞美之言，鲁迅不但没有表示谦卑，反而调皮地回敬了一句，足见鲁迅的幽默。

在上海图书馆，收藏有萧伯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送给黄佐临的一本羊羔皮做封面的贴照簿，以及一幅珍贵的题词。它见证了萧伯纳和中国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半个多世纪的情谊，也见证了这位世界文学大师和上海这座城市的联系。

据黄佐临之女、导演黄蜀芹回忆，父亲黄佐临在英国求学期间，曾“不知天高地厚”地把自己写的一出短剧《东西》寄给萧伯纳，还附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对易卜生和萧伯纳的戏剧很崇拜，也想当一名剧作家，请萧伯纳批评他的剧本。

几天后，这位诺奖得主竟给他回信了，在《东西》的扉页上，萧伯纳亲笔写道：“一个‘易卜生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一个‘萧伯纳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去当门徒；他必须依赖自我生命，独创一格。”

1935年，黄佐临第二次留学英国期间，专程去拜访萧伯纳。萧为他定制了一本羊羔皮做封面的贴照簿，还叫黄佐临当场写一个“萧”字，铸印在封面正中。1937年，黄佐临学成归国，这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临行前，萧伯纳特意给他题词送别：“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那个未来的圣典将是中国的戏剧。不要用我的剧本，要你们自己去创作。”

带着先生的友情，黄佐临投身于现代戏剧运动，一生导演了话剧百余部、电影十余部。

（摘编自《文汇报》 《柯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