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泾浜英语”（Chinese Pidgin English，又译“中国别琴英语”）是指英语与中国的汉语方言相互杂糅而形成的混合语言。洋泾浜是清代上海县城北面的一条小河（今上海延安东路一带）。鸦片战争以后，香港被英国割占，宁波、上海等地相继开埠，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洋泾浜一带成了外国商人聚集的地方。当地的中国人出于跟外国人打交道的需要，常使用夹杂着上海方言的英语，这种英语被称为“洋泾浜英语”。现在人们通常用“洋泾浜英语”指代英语与广东香港等地的粤方言、与宁波的甬方言、与上海的沪方言等中国不同地区的汉语方言组成的多种中英混合语。

洋泾浜英语的出现与中英贸易的开展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国内外部分学者从词源、词汇和使用者等三个方面寻找证据，认为洋泾浜英语就是在中国出现的最早的商务英语，甚至直接称之为“中国商务英语”。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待商榷。

“pidgin”　是“business”的讹读吗？

1836—1837年经过澳门来到广州的Downing在其所著的《番鬼在中国》一书中最早提出“pidgin”为英语“business”一词的粤语讹读，因为“business”有“商业”之意，故其讹读而成的“pidgin English”便顺理成章的被译为“商务英语”。Downing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Holcombe、Hamp、费尔南德、戴维等人，他们所撰文章中都或多或少地支持讹读之说。国内学者杨勋的观点与Downing等人相呼应，认为“‘别琴’（pidgin）二字肇于华人，用以作贸易、事端二义”，并在其所著的《别琴竹枝词》中有“生意原来别有琴，洋场通事尽知音”的诗句，将“别琴”（pidgin）与“生意”（business）相互指称。

然而，语言接触史研究专家周振鹤教授指出pidgin一词的词源，至今没有完全定论。既然没有定论，就不能武断地判定洋泾浜英语即中国商务英语。纵使“pidgin”一词源自早期中国人对英语“business”一词的蹩脚发音，但“business”一词除了有“商业”“交易”“生意”之意外，还可做“事情”“事务”解释，而且后一种意思在洋泾浜英语中也是经常使用的，如上世纪早期在中国生活过并对洋泾浜英语有直接接触的A. Hill在其专著Broken China一书中举过这样的例句：“My go Macao do gamblo pidgin．”此句中“pidgin”与“gamblo”搭配，显然意为“事情”，而不可理解为“商务”

英国《泰晤士报》特派员George Wingrove Cooke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８日曾记录下他在广州听到的老百姓对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讽刺，讽刺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面对英国人的无理要求和武力威胁时的不作为：Eep number one fools; he no make write pidgin, he no make fightee pidgin; he number one bad mandaline, he no cuttee thloat.

这句话很可能就是当时人们对叶名琛的讽刺语的洋泾浜英语版，即“叶最傻；他不写（投降书），他不打（英国人）；他最坏，也不死。”这一推测已无法证实，但需关注的是该句中出现了两次的“ｐｉｄｇｉｎ”一词，无论是在短语“make write pidgin”中，还是在短语“ make fightee pidgin”中，“pidgin”显然表示“事情”之意而非“商务”之意。由此可见，从词源的角度将洋泾浜英语解读为中国的商务英语是缺乏充分论据的。

洋泾浜英语词汇均与商务相关吗？

有学者认为洋泾浜英语词汇局限于商贸英文用语，并以十九世纪末上海华人自学洋泾浜英语的读本《红毛鬼话词汇集》为例，指出该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商贸词汇，具有商贸英语的特点。但不可忽视的是该书中除了商贸专用词汇外，还有大量的日常生活用语，因此，若将该书仅定性为商务英语用书，在一定意义上缩小了该书的适用范围与实用价值。　　

此外洋泾浜英语中非商业性的词汇占有较大比例。例如近代上海、宁波一带曾流行的洋泾浜英文歌几乎囊括了当时最常用的洋泾浜英语词汇，而与商务或贸易直接相关的词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如歌的开头部分的28个洋泾浜英语词汇中，与商务活动直接相关的词汇只有4个，仅占总数的14．3%，分别为表示“货币名称”的词“dollar”（美元）、表示“工作身份”的词“comprador”（买办）、“shroff”（收账员）和“number one”（工头）。其余24个词分别为称呼语（empty cents、brother、father、mother、father-in-law）、动词（短语）（come、go、keep door、sit down、have tea）、形容词（so and so、very good、much）、感叹词（yes、no）、数词（one、twenty－four）、衣物名称（boot、shoe）、交通工具（steamboat、rickshaw）、食物（potato）、植物（bamboo)，皆为日常交际用词，并非商务英语领域的专用词。

此外，在清朝，打板子时是使用竹子做的竹板作为刑具。在洋泾浜英文歌中，“bamboo”不仅是“竹子”一词的英译词，甚至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施以刑罚的代名词，这也说明当时洋泾浜英语的词汇已经涉及到司法领域。

另外，即使是最早接触中英贸易的中国人，他们在使用洋泾浜英语与西方人交流时也会使用一定数量的非商务领域的词汇，如关于天气、饮食、问候的词汇。而跟随外国商船来的人群中除了商人、船长、水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群体：传教士。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新教等西方宗教教义，不是为商业目的而来，自然他们与当地华人交流的内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词汇不属于商务的范畴。

洋泾浜英语使用者都是从事商务活动的人士吗？

有学者指出洋泾浜英语使用者包括商行从业者、通事和小店铺主等。这些人具有鲜明的职业特点，基本上都与外贸有关，几乎囊括了所有需与西方人进行商贸往来的从业者。此观点将洋泾浜英语使用者等同于商务人士。但据人类学研究专家张振江教授的研究发现，洋泾浜英语学习者最主要的是到欧美商行当买办或到西方人家庭当华仆者。可见，当时人们学习和使用洋泾浜英语不都是为了商务交际，还有人是为了从事涉外的非商务行业。随着开埠时间延续、开埠城市的增加，中英交流的人员增多，他们的职业身份更加多样，交流涉及的领域更加宽广，不仅是商务贸易，涉外非商务行业也需要会洋泾浜英语的中国人参与，洋泾浜英语逐渐日常化、生活化。

洋泾浜英语即为在中国出现的这类洋泾浜语中的一个支系，贸易语言只是洋泾浜英语丰富的语言体系中的一部分。洋泾浜英语出现之初，除了应中英贸易沟通之急，更符合中外日常交际所需；随着中英交流的不断深入，所涉及的行业领域不断增多，洋泾浜英语所关涉的内容随之逐渐扩大，甚至成为涉外家政服务、中外司法交涉的主要中介语。因此，若将其称为“中国商务英语”，实则忽视了该语言的多元文化特征，限制和缩小了该语言的使用人群，弱化了其交际的多向功能。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重大项目“传承与创新视角下的上外人才培养研究”、淮南师范学院重点项目“《大学英语》课程模块化教学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获淮南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经费资助。）

文／淮南师范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访问学者　葛瑞峰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