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屏：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英语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外语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主编,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党组组长，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常务理事、秘书长。主要著作有《英美意识流小说》《英国小说史》等。

2019年是新中国70华诞，也是我学习和工作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庆祝建校70周年的喜庆时刻。从1974年进入复旦大学外语系学习至今，我已经有40多年的外语学习经历。我刚刚踏上外语学习之路不久，便迎来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从邓小平设计中国社会巨大变革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是4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漫漫求学路：读书、读书、再读书

我从小受家庭影响，酷爱读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的祖父曾在洋行做事，他的英语和法语都很好。我父亲解放前曾就读于上海的教会学校，学习的全是英语课程。父亲十五岁时祖父去世，留下很多英语和法语原版书，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弥尔顿的诗歌和法英词典等。父亲也读过一年浙大，后来因家道中落被迫辍学。家庭学外语的传统对我影响颇深，然而我中学毕业时正赶上知青“上山下乡”，1970年4月，我到江西瑞金插队落户。

我在农村生活了四年，由于表现出色，先后当过生产队长和农场场长。每逢农闲我就读书。当时能读的书很少，我就在油灯下读马列著作，初步懂得了一些哲学、历史、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知识。此外，我还读了《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1974年，经上海驻赣州地区知青办推荐，我有幸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学习，从此走上了我的外语学习之路。在那个时代能上大学实属不易，因此我特别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

当时，复旦大学的学生经常开会，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学习英语的时间十分有限，我便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口号：“校内损失校外补，平时损失假期补”。每逢周末或寒暑假，我便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读书10小时以上。进入复旦大学之前，我勉强认识26个字母，自感与其他同学差距太大。于是我变压力为动力，迎头赶上，毕业时英语水平在班里已经名列前茅。

1978年，我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得知研究生恢复招生时，我兴奋不已，立即报名参加考试。当时参加考试的人很多，大都是比我年长十来岁的老三届毕业生，其中有许多人已担任高校外语教师多年。尽管出师不利，但我没有气馁，连考三年，于1980年考入上外。应该说，读研是我外语学习之路的新起点。我非常投入，博览群书，整天沉浸在文学的海洋里。那时整个社会有一种“唯有读书高”的感觉，上外校园更是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可谓“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1983年我在上外获得硕士学位后，到了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任教。

1986年初，我受国家教委公派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我非常珍惜这次海外留学的机会，希望自己能读好书报效祖国。我在悉尼大学英语系攻读研究生课程，专攻英美文学，兼修澳大利亚文学。我逐渐意识到文学研究者应该拥有多元的知识结构，这对教学和研究都有帮助。在悉尼大学，我还听了许多精彩的讲座，报告人大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这次留学使我收获颇丰，不仅又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而且丰富了知识，拓展了视野，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

1988年，我再次来到上外学习，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侯维瑞教授是当时国内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他是我学习的楷模。我读博期间，侯老师在美国访学。由于当时还没有电子邮件，我与侯老师一直通过书信保持联系。我经常将作业和论文寄往美国请他审阅。记得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初稿也是手写的，因担心遗失，复印一份之后才寄给他批阅。稿子一来一去要花一个多月时间。三年读博期间，我与侯老师通了20多封信。因为有了两个硕士学位和留学经历，撰写博士论文时我已经轻车熟路了。1991年，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成为上外第一个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我记得博士论文答辩那天很多人来旁听，教室里的座位全都坐满了，气氛十分热烈，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社会多重维度的转型所带来的问题开始凸显。当时有种说法：“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当教授的收入甚至不如在校园里卖烧饼的”，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这种氛围无疑让我这样的读书人倍感压力。尽管我断定这种现象是扭曲的，但不知道它会延续多久，也不知道它对我的前途有多大影响。于是，我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路，尽管遇到老同学时不好意思说我正在读博。后来事实证明，读书之路是对的，读书人会有出息的。我暗自庆幸自己是一个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人，长达十余年的读书、读书、再读书，换来的是有价值的生命和有意义的人生。

异国学术路上的刻苦与历练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知识分子出国留学或进修的机会极少，而能去几个国家学习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改革开放不仅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去英语国家留学或访学的机会对于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极其珍贵。自1986年起，我多次出国学习，足迹遍及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爱尔兰、匈牙利和加拿大等国家。异国学术之路不仅使我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得到了必要的历练，也激励我去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

1996年8月，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赴美国匹兹堡大学访学一年。当时我正着手撰写《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一书。整整一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与写作之中。我心里明白，立学当以读书为本。想要写好这部著作，就必须博览群书，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相关内容。记得我当时的住所离匹兹堡大学的Hillman Library大约1英里，步行约20分钟。因学术研究需要，我每隔两三天就去图书馆借书，每次少则7-8本，多则20来本。由于我是中国学者，又经常出入匹大图书馆，因此很快引起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关注。一天，在与一名图书管理员交谈时，他说我大概是他见过的借书最多的中国学者。我颇感意外，激动之余，我告诉他自己正在写一部有关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专著，需要经常来图书馆借书，给他们添麻烦了。他说：“一点也不麻烦。要是没有人来借书，那才麻烦呢。”

我很欣赏这位图书管理员的敬业精神。然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所说的我是“借书最多的中国学者”。平心而论，当时这种评价对像我这样正试图在学术道路上寻求突破的中青年学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它后来成为我在美国励志读书的正能量和催化剂。经过一年的奋笔疾书，我完成了近38万字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1998年，这本著作出版后，在我国学术界获得了较高的评价。2015年，经我国专家认真评选推荐，《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同我的另一部著作《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一起作为“高被引”著作入选南京大学的“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数据库（Chinese Book Citation Index）。我不知当时自己是否真的是“匹大图书馆借书最多的中国学者”，但我现在更加明白：立身以立学为先，而立学当以读书为本。

在我的异国学术路上，爱尔兰文学之旅是另一次印象极为深刻的人生经历。2001年，我被曼彻斯特大学聘为“荣誉研究员”，并于同年8月赴该校访学。我在曼彻斯特大学从事《英国小说艺术史》课题的研究期间，经爱尔兰驻上海总领馆的安排，赴乔伊斯的家乡都柏林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那次爱尔兰文学之旅让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现代世界文坛巨匠乔伊斯对我们的启示。

我11月初从曼彻斯特乘水翼船前往都柏林，在船上的阅览室遇到一位名叫罗伊的英国中年男子。当时他正在读乔伊斯的经典力作《尤利西斯》，我便和他攀谈起来。从谈话中得知，他和妻子都很喜欢读乔伊斯的小说。我告诉他乔伊斯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的关注，中国有不少人阅读和研究他的作品。这次经历使我更加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学是跨国界的，优秀的作品必然会引起各国读者的共鸣。乔伊斯之所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小说充分体现了其民族性和世界性。

到达都柏林后，我访问了“詹姆斯·乔伊斯文化中心”（James Joyce Cultural Center），并见到了特地赶来的中心主任大卫·诺里斯参议员。在参观中，我看到了陈列在二楼阅览室的世界各国出版的有关乔伊斯作品的译作和专著。诺里斯参议员告诉我，在爱尔兰，“乔伊斯工业”（Joyce Industry）十分繁荣，涉及教育、旅游、出版、餐饮和纪念品等行业。看来这位现代西方文坛巨匠对爱尔兰的经济发展也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次爱尔兰文学之旅使我对乔伊斯有了新的认识。他举世公认的创作成就折射出一种伟大的精神。我觉得他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在物质利益涌动，浮躁之风盛行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找快速成功的诀窍和捷径。乔伊斯的执着精神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乔伊斯的创新精神也值得我们努力学习。他创造性地将时间、意识和形式作为小说实验的突破口，成功地借鉴绘画、音乐和电影等其他艺术形式，从而为小说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我以为，不但一个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要有创新意识，一个民族也要崇尚革新、勇于探索，这样才能强国富民。

文学研究之路：观博约取，厚积薄发

自1991年留校任教以来，我执着追求知识，在文学研究之路上不断前行，有时会急速跑一阵，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小跑步，不停步。起初，我那种要把知识化作成果的愿望非常迫切，所以就不断申报项目，发表论文。

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英美意识流小说》是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992年立项，一生中首次获得国家经费6000元。这本书1994年结项，1996年由外教社出版，从此我便与外教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8年我获得“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项目，同年我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访学美国，整整一年完成了《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一书。这本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年38万字，光查阅的参考书就有300多本。那是什么样的生活? 全年365天，每天十几个小时，无疑对自己的身体是一种挑战。为了做学问，我要放弃很多东西，包括休闲、娱乐和社交。我平时一直在住所看书写作，经常去的地方只有图书馆、教室、健身房和超市。这种生活压力很大，但我必须这样做。当时都是手写的书稿，因此手稿十分珍贵，若遗失便前功尽弃。我回国时随身携带手稿，并且还把它们全部复印一遍，空运回国。当我带着沉甸甸的手稿回到上海时，心里非常踏实。

进入新千年后，我的文学研究之路越走越宽。2000年，我发表了《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乔伊斯的学术专著。应该说，这本书在我国乔学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同年，我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这个称号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也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入选“跨世纪优秀人才”的只有四位学者。2001年，我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聘为“荣誉研究员”，并赴该校访学。在英国，我开始撰写《英国小说艺术史》一书。我在英国半年的生活方式同我在美国的生活几乎一样，异常艰辛，不堪回首。《英国小说艺术史》2003年出版之后，我又主编了《英国小说史》（2005年）和《英国小说人物史》（2008年）两部专著。

自2008年以来，我的学术视野转向了英美文学专史研究。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我带领团队集体攻关，先后完成了“英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美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前者包括《英国女性小说史》（2011年）、《英国短篇小说史》（2011年）、《英国文学思想史》（2012年）、《英国文学批评史》（2012年）和《英国传记发展史》（2013年）五部学术专著。后者包括《美国文学思想史》（2018年）、《美国文学批评史》（2019年）、《美国短篇小说史》（年内出版）、《美国女性小说史》（待出版）和《美国印第安文学史》（待出版）五部学术专著。

英美文学专史系列研究是我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日趋理论化、专业化和多元化背景下对英美文学历史展开的较大规模的专题研究和学术探讨。这些专史旨在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英美文学某些重要领域、文类或体裁的演变过程，并揭示其内在逻辑、文学理念和艺术价值。我认为，文学史研究既要有全方位的推进，又要不断向纵深发展，同时也要有专题的分割。在文学研究日趋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氛围中，英美文学史的研究出现了学术的分化，导致文学专史研究的不断繁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文学历史的宏大叙事向某一领域或文类历史专题研究的转变。文学专史研究不仅有助于系统梳理文学分支，也有助于整体把握其艺术和价值体系，它是对文学史宏观研究的有效补充。我认为，文学专史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即使在国外，此类有水平、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也并不多见。其实，专史研究的难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不但要求学者对文学史的来龙去脉了然于胸，而且要求其对某一领域、文类或体裁的性质、特征和沿革具有独到见解，以更专业、更学术的目光去审视其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从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总之，专史研究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它为英美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充满艰辛的文学研究之路使我越来越相信“观博约取，厚积薄发”的道理。在我看来，做学问要有一种贯穿学者一生的内在力量，即常说的学术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精神是一个学者的灵魂。我觉得现在治学比以往更需要学术精神。一个人的学术研究既要有长度，也要有深度。我们的理想、情怀、抱负和意志决定了学术研究的长度，而我们的智慧、经验、思辨能力和批评意识则决定了学术研究的深度。总体而言，我的学术研究大致经历了乔伊斯研究、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英国小说史研究和英美文学专史研究四个阶段，体现了以点带面、点上突破、面上开花的渐进式发展态势。我认为，一个学者不仅要有清晰的学术面貌，还要考虑他的学术环境和学科的学术面貌。学者的价值在于学问，学术的价值在于创新。学者当以自由探索和追求真理为己任。创新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生命，而且也是学术优劣成败的关键所在。

人才培养之路：人格塑造与“后博士”阶段的引导至关重要

迄今为止，我已培养了100余名硕士生，90余名博士生。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和体验导师的角色，以下两点感受最深。

第一，指导论文既是学术传授过程，也是学生人格塑造的重要环节。

导师应不断帮助学生提高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也应注重他们的人格塑造，以便学生在勤奋治学的同时获得良好的人文素养，并能从容面对人生的压力与挑战。我认为，指导论文的过程是学生在校期间感触最深、受益最大的阶段，其中既有知识的传授与学习，也有人格的塑造。学生读博的第一年，我一般不和他们谈如何写论文。尽管我知道完成博士论文是他们最终获得学位的条件，但我不希望他们为读博而读博，只关心自己的博士论文。

我认为，导师应牢牢把握指导论文这一环节，充分发掘其潜在的功能，既传授学术，也帮助学生塑造人格。在指导期间，我持续关心学生的学习进展，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设计培养方案。我要求学生认真地选择学术方向，力求做自己熟悉又喜欢的学问，避免因学养不足或一味求快而在选题时避难就易或“喜新厌旧”，甚至因参考资料贫乏和对那些尚无定论的作家作品过早、盲目投入时间和精力而面临学术风险。我经常提醒学生要舍得花力气，研究应该先从小处着手，做深、做透。

与此同时，我也十分注重自己的人格对学生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学生的论文比自己的论文重要。平时只要有学生交给我论文初稿，我必定第一时间认真审阅并给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哪怕自己的工作和科研正在进行中，我都会放下手中的活，立刻审阅学生的论文。令我欣慰的是，我指导的博士论文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我因此而获得了“上外金牌博导”的雅号。我想，如果导师不负责任，应导不导，不仅会给学生留下学校学风浮躁的印象，也会影响他们的人格塑造。他们今后一旦到大学任教，免不了会看样学样，这无疑有损大学精神。

第二，导师在“后博士”阶段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

我认为，对学生的指导不仅限于上几门课和指导一篇博士论文，还应着眼于他们毕业后的发展。因此，在“后博士”阶段，导师仍应施展其影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学生长远发展的支撑力量往往来自导师的智慧、经验和人格魅力。我的学生毕业后大都在国内高校任教，现在有的已经成为教授、博导或院长，但我始终对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给予关心。很多学生毕业后遇到人生困境、事业瓶颈或工作困惑，依然愿意第一时间来找我商量，寻求建议，他们大都能从我这里获得鼓励、勇气和力量。

不可否认，如今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在加快提升研究水平的同时，也使部分研究人员备受压力，逐渐变得浮躁，一味追求研究课题和学术成果的数量。我建议学生保持清晰的学术面貌，不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要让他人知道你在做什么，研究者要做有特色、有水平的学问，并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避免任何阻碍自身学术发展的行为。我始终认为，导师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会对学生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利益、兴趣和生活方式均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求学与治学比以往更需要学术精神。学者应勤做学问，常修人品，为人为学不可偏颇。

我的外语学习之路与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密切相关。新中国外语学科的长足发展不仅为社会培养了无数高端国际化人才，而且也为成千上万的学者提供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外语学科的领导和专家们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学科建设与发展予以高度的重视。学者应该深入了解自己的学科，并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当前我国外语学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一流学科的美好追求与各地区学科点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我相信，在助力国家走上强国之路的过程中，通过我国外语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外语学科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内涵式发展”，为我国从教育大国发展成为教育强国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