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由北京人艺重排的国外经典话剧《哗变》在首都剧场上演。

　　该话剧改编自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创作的小说《凯恩号哗变记》。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凯恩号扫雷舰在执行任务时遇到危急情况，领航员玛瑞克与舰长魁格发生分歧，并最终夺权。在军事法庭对此事件听证、审判的过程中全剧得以逐步展开。

　　这是一部近两年来中国话剧舞台上难得的纯粹姓“话”的话剧。没有纷繁芜杂的多媒体手段，没有冗繁的道具、没有令人应接不暇的灯光，有的只是巨幅星条旗为映衬的极尽简单的布景。身着海军服的军官，手按圣经宣誓，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台词是推动故事情节进展的最主要元素。演员的用词、语气、音调和节奏都十分考究，对话中的机锋，诡辩，设局与解局之间，是该部话剧最扣人心弦的元素。

　　专家评论该剧是一部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话”在剧中的功能和魅力的话剧。在演员冯远征和吴刚用他们精湛的表演深深吸引观众的同时，人们更惊叹于翻译这部美国话剧的专家的功力。而这位功不可没的幕后英雄就是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

　　1988年，中美建交10周年之际，英若诚将这部美国话剧翻译成中文，通过当年的美国大使夫人、作家包柏漪的协助，请来美国著名演员查尔顿赫斯顿执导该戏。18年前，《哗变》一剧在北京、上海两地上演时赢得满堂喝彩，成为80年代北京人艺成功演出外国戏的一部典范之作。

　　提到英若诚，人们首先会想到他留给舞台的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角色，他是话剧《茶馆》中伶牙利齿的刘大麻子，是《龙须沟》里的三元茶馆掌柜、是《推销员之死》中那个视钱如命的推销员。在戏剧舞台上，英若诚成功地扮演着众多不同时代背景下、性格迥异的角色，在人生的舞台上他也游刃有余，长袖善舞。

　　除了演戏演话剧，英若诚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曾先后执导《上帝的宠儿》《芭芭拉少校》《家》《十五贯》等中外名剧。

　　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话剧翻译家。莎士比亚的名著《请君入瓮》、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萧伯纳的《芭芭拉少校》、彼德谢弗的《上帝的宠儿》等外国剧作都曾经过他的翻译而被搬上中国的话剧舞台。不但将外国戏剧介绍进中国，英若诚还将中国优秀剧作《茶馆》《王昭君》《家》等译成英文，介绍给外国观众。如今虽斯人已去，其丰硕的译作成果仍光芒熠熠。在老人离世即将三周年之际，让我们一道回首这位“奇才奇艺”的“多面手”的人生历程。

　　京城出了个“毛三爷”

　　1929年夏,英若诚降生于北京的一家名门大户。祖父英敛之属正红旗，曾参与过康梁变法，变法维新失败后，仍不忘“兴文化”“启民智”，辗转天津出资创办《大公报》。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12岁留学英国，学成回国后就任北京辅仁大学秘书长兼外文系主任一职。

　　在家里兄弟姐妹中英若诚排行老三，又因小名为“小毛儿”，故自幼便得了个“毛三爷”的“大名”。由于母亲的家族里有一位专业演员，从小英若诚便耳濡目染，对戏剧积累了一些感性认识。

　　就像他那位曾经在清末民初在闹市穿着西装向长袍马褂者示威的祖父那样，少年时的“毛三爷”常会突发奇想来点特立独行，做出点惊人之举。“毛三爷”的淘气曾让父亲伤透脑筋，却也冥冥中让他与英语结缘。

　　初中时，英若诚曾因为反感老师上课时总将“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圈”挂于嘴边，悄悄地在座位上“耍宝”，逗得同学无心向学，恼得老师吹胡子瞪眼。耍宝换来的是整整一堂课的罚站，这让英若诚很不服气。于是，下课之后，他躲在校园墙角，用猴皮筋儿弹弓向老师的脑门射出一块密度相当的石子。矛盾迅速升级，在这位老师“不是英若诚走，就是我辞职”的激烈言辞之下，校长只好做出了将“毛三爷”除名的决定。

　　也正是因为这次后来被英若诚称为“大逆不道”的行为让“毛三爷”被迫从北京辅仁中学转入天津一所教会学校——圣路易中学继续中学的学业。在这所纪律严明的教会学校，英若诚顽劣的性格有所收敛。在班里60多名学生当中，只有4名中国人，其他学生均来自美、英、法等国家。校方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一律用英语交谈，违反者将被处罚。初入校时，“毛三爷”“捉襟见肘”的英文水平常令他在同学面前难堪，有时，为了说出一个完整的英文句子，他常抓耳挠腮，急得直冒冷汗。在淘气收敛的同时，英若诚骨子里好强的性格日渐显露，他暗下决心尽快提升英文成绩，尽早摆脱“学困生”的阴影。

　　于是，“毛三爷”利用早自修和晚自修的大部分时间，每天定量背诵单词，并诵读一段500字的圣经原文以及莎士比亚的14行英文诗。在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后，英若诚坚持每天背诵一首出自如莎士比亚、雪莱、济慈等大家的英文诗歌。很多年后回顾这段学习经历，英若诚感慨正是这段积累让他对语言的节奏感、音乐性有了强烈的感性认识，而这对于他后来从事戏剧翻译，将生涩的莎剧娴熟地翻译成口语化的、韵律感强的舞台话剧打下了基础。

　　除了强化英文基础，英若诚还在中学阶段通读了《论语》《孟子》《古文观止》和《史记》等古代典籍，同时，他还逐渐培养起对唐诗和宋词的浓厚兴趣。高中毕业时，英若诚全科全优。以这样的成绩，他本可以免试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继续深造。然而这时，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却主张儿子先在国内念完大学，再做打算。

　　在英千里看来，与其让英若诚过早进入西方社会接触洋文化，倒不如让他先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首先对自己的国家建立起深刻的认识。当年在“全盘西化”思想的影响下，英千里12岁便留学英国，在国外苦读多年回到祖国后，他发现自己虽然精通欧洲文史，却对现实的苦难国情不甚了解。

　　最终，英若诚遵从了父亲的意愿，放弃剑桥大学的留学机会，于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从此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

　　清华园里结缘戏剧

　　上世纪20至40年代，清华外文系戏剧人才辈出，聚集了一批像曹禺、洪深、李健吾、张骏祥这样的戏剧名家。在清华大学聘请的外籍教授中还有位教授英国文学的美国教授，他酷爱戏剧艺术，不仅自己创作剧本，还在外文系讲授戏剧课。在这诸多名家的鼓励和影响下，戏剧表演在清华校园发展蓬勃。上世纪40年代末，清华校园有两大剧团:“清华”剧社和“骆驼”剧社，而英若诚是骆驼剧社的骨干成员。

　　在大学时，英若诚除了认真修习必修课，还与同样热爱戏剧的同学排演了诸如《守望莱茵河》《地窖之门》《保尔莫莱尔》等剧作，还自编自演《武松打虎》。那时，演出场地主要在清华大礼堂或是位于其东南角的同方部，有时为了弥补舞台宽度不够的欠缺，英若诚就和同学们从食堂搬来桌子，拼在一起，增加演出区的面积。

　　频繁的演剧活动非但没有影响英若诚的英文专业学习，反倒成为一种促进途径。“那时，我在清华大学外语系学习，学校和老师都重视外文戏剧排练。除了有戏剧课外，排戏也占了课下大量时间。这使得我们不能不努力去钻研剧本，揣摩人物当时当地的心情，寻找恰当的逻辑重音和习惯重音，总之要锻炼自己每一句话的‘语调模式’。我想这大概就是外国人所说的‘intonation’（语调）吧。”英若诚在其名剧译丛一书中这样写道。

　　英若诚曾经这样描述外文戏剧的排练与学英语的关系:“80年代初，英美等国邀请曹禺先生去访问，他跟我说不太敢去，因为已经30年没机会说英语了，大概都忘了。我说没问题，去吧。到了美国，根本没准备，需要时，曹禺张口就说，而且是字正腔圆的英语演说。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想了想，说这可能是上大学时，经常参加英文戏剧演出留下的好习惯。当时外语系的确有这个传统，就是通过排练外文戏剧，锻炼学生的外语会话能力。曹禺先生的同窗，钱钟书、张骏祥、李健吾等前辈，我想也经历过这样的锻炼。排戏好处甚多，被选中的剧本通常是名家之作，语言又是有针对性的，有对象的;‘规定情景’明确，语调模式清晰可循。还有，为了演出，参加者必须把台词背诵下来。我本人应该承认，我一生受益于此。”

　　“现成的译本不适合演出”

　　195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并向社会招考演员。是年，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的英若诚报名参加了人艺的考试，并顺利通过，成为剧院演员。文革前，英若诚在北京人艺演出约20余部话剧，扮演了《雷雨》中的鲁贵、《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爷和《茶馆》中的老小刘麻子。同时，他还在电影《白求恩大夫》中饰演童翻译。在这段时间，英若诚开始从事戏剧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他翻译了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部30万字的《奥赛罗导演计划》，这部著作解开了一直困惑我国戏剧界的表演理论难题，同时也将大师的表演体系全面地、扼要地介绍到中国。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英若诚的戏剧翻译作品层出不穷，他先后将莎士比亚、费尔汀等名家的著名剧作翻译成中文，同时又将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和曹禺等的剧作译成英文，为让西方了解中国戏剧和沟通中外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79年，英若诚花费一周时间，完成了由英国“老维克”剧团来华演出的《哈姆雷特》的同声传译剧本。1980年，北京人艺的《茶馆》出访西欧，开创了“中国话剧走出国门的历史”，而英若诚则担起将这部老舍名作翻译成英文的重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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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若诚，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剧协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后进入北京人艺。曾翻译如莎士比亚名著《请君入瓮》、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萧伯纳的《芭芭拉少校》和彼得谢弗的《上帝的宠儿》在内的多部外国剧作。同时，还将中国优秀剧作《茶馆》《王昭君》《家》等译成英文。2003年12月2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