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葛传

生卒:1906—1992

籍贯:上海

简介:葛传，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我国英语教育界先驱之一。幼时家境清贫，初中辍学后自学英语。1921年考入上海电报传习所，翌年至崇明县立中学任教。1925年起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直至八一三中日淞沪战争爆发。任职其间发现很多英语单词的中文词意义相同，而英语的习惯表述却差异很大，即以6年时间编写《英语惯用法词典》，于1942年出版，这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英语惯用法词典，被誉为中国英语惯用法权威。1945年至1954年就职于光华大学，之后至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成为外文系“三巨头”之一（另两位分别是杨岂深和徐燕谋），著有久负盛名的《新英汉词典》。

舅公葛传槼

钱宁（钱其琛之子）

从小听说，舅公葛传是一个奇人。说是奇人，有两个意思:一是有些名;二是有些怪。先说“名”，舅公生前是著名的英文专家，有“活字典”之称，是《新英汉词典》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再说“怪”，舅公虽是复旦大学的英文教授，自己却从未上过大学，他的专业是英文，一生又从未出国留过洋，连一张“克莱登大学”的文凭也没有。

用今天的话来说，舅公是自学成才。他的英文完全是自己在家里学的，还有就是在街上听外国传教士布道，当作听力练习。父亲回忆说，他小时候在学校学英文，回到家里讲，舅公一听就说:不对，不对。然后，马上找出一份香皂的英文说明书，当作教材，亲自来教甥辈。他40年代编纂出版的《英语惯用法词典》，一直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说舅公没有出过国，还不够夸张，实际上，他连上海都没出过——除了去过一次黄山休养。不过，据说他根本没有上黄山，只在山脚下的旅馆读了几天英文，就回沪了。有趣的是，80年代后，他为许多想出国留学的学生写过许多推荐信，他说:“君子成人之美”。“之美”者，赴美也。

英文是舅公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在阁楼上阅读英文报刊。他的“阅读”，真是“不求甚解”，全不管内容，只看句型和用法。每当发现文章中有新的短语和用法，并出现两次以上，他就会像发现新的行星一样兴奋，认真记录下来。因此，他的英文有时会比英美人还时尚，而这日积月累的记录，就是一部新英文词典的坚实基础。

舅公一生的心血集中在了《新英汉词典》。词典在1976年12月第一次出版时，没有编写者，署名为“《新英汉词典》编写组”。开篇的前言是这样写的:“《新英汉词典》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鼓舞下，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编写、出版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新版的《新英汉词典》发行时，词典上才印上了编写者们的名字。舅公的名字被排在了第一。

我只见过舅公一次。那是在80年代初期。印象中，换乘了好几趟公共汽车，到了当时很是偏远的复旦校园，又费了些时间，才找到舅公的住所。舅公刚好工作完，从阁楼上下来。他人高且瘦，以前家里人都称他为“高娘舅”，我循例，叫他“高舅公”。那天，在舅公家，我吃了午饭，菜很丰盛，又听他谈了许多当时我完全不懂的英文。

再见舅公的时候，已是1997年的岁末了，他的骨灰在家乡嘉定的一个墓园里入葬。那年，《新英汉词典》已经重印了40多次，发行了800多万册，如今，词典的印数，快要突破一千万册了。

忆“活字典”葛传槼老先生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向荣教授

虽然时间已过去48年，但葛传老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和教诲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因为他是我英语学习的领路人之一。

1962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那一年全国总共才招收了10万多名大学生;1962年也是我人生转折的一年，那一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

那时候就有了高中毕业生到向往的学校参观了解一事。我的中学（上海市大同中学）在当年5月份组织我们到复旦大学去参观，我当时想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或外文系，当然欣然前往。在老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我见到了外文系的部分领导和老师，这其中就有葛老先生。其实那时他50多岁，并不很老，但他人高且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老学者。我当时坐得离他不远，他注意到我并问我:“你是哪个学校的？”我答:“大同中学。”他“哦”了一下说，“我从前在大同大学教过书，后来日本人把大同大学炸了一大部分就改成了大同中学，部分老师去了别的大学，我也就离开了那里。”真没想到我跟复旦外文系三巨头之一的葛老先生曾在同一校园待过，这样一下子就拉近了我跟外文系之间的距离。后来我向葛老先生提了一个傻问题:“我刚拔了一颗蛀牙，这影响英语学习吗？”他张大嘴，然后说:“我缺两颗牙也不妨碍说英语，只要不缺门牙不漏风就没关系。”这样我就放心了，更坚定了报考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决心，后来有幸被录取了。所以，可以说是葛老先生引领我走进复旦大学，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复旦外文系的教授。

1962年8月底新生报到入学，9月初全系召开迎新送旧大会，即欢迎新同学，欢送当年毕业的老同学。那晚，我代表新生在会上表决心，最后说，“要好好学习英语，也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而且最后一句是用英语说的（“Be a good student of Chairman Mao”），以显示自己的决心。没想到，代表老师致欢迎词的不是别人正是葛老先生，他已经认出我，知道我来自他曾经执教过的学校。在表示欢迎过后，他说:“‘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里的‘学生’不应该是student，而应该是pupil，因为student通常指大学生，也指学者、研究者，而对毛主席著作我们应该抱着恭恭敬敬、谦逊、虚心的态度去学习，因此要用pupil，因为虽然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也是‘学生’，但它指的是小学生、学徒。我们应该像pupil一样，而不是像student那样去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刚一说完，大家便鼓起掌来。在掌声中，我感到十分惭愧。其实当时我只知道student，根本不知道pupil这个词，更不知道两者的区别。我非常感激葛老先生指出我的这个错误，这是我上大学学到的第一课，而且终生受用。从此，我勤奋学习英语，买来了当时内部供应的Horby编写的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这是当时国内惟一能买到的英英词典），勤查英文释义，尽量弄懂每一个英文单词的原义。我还买来了葛老先生编纂的《英语惯用法词典》，不断查、不断背，虽然没有达到葛老先生年轻时在商务印书馆做学徒时一页一页背英文词典那么用功的程度，但我一直在努力学好英语。

后来我也当上了英语教师，我一直给学生讲这个故事，目的是告诉学生，一个英文单词往往不能等同于一个汉字，一个英语单词涵盖的意义经常与一个汉字涵盖的意义不一样，不能想当然地相互替代。例如worker这个词，当时我们张口闭口都是“向工农兵学习”（Learn from the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我们满脑子都是“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因此“工人”一词的地位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是至高无上的，但英文的worker是指a person or anyone who works，因此各行各业都有workers，有factory workers，也有social workers或office workers，英文的worker没有汉语的“工人”那么至圣至高，不能互相等同，一定要查英英词典才能知晓这些区别。

先生早已仙逝，但他的音容笑貌和教诲常存脑间，他不愧是a walking dictionary(活字典)。趁着《21世纪英语教育周刊》专门介绍先生之际，写一点回忆来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