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的范式特征:整合与超越

胡庚申 澳门理工学院 /北京清华大学

本文拟根据范式理论，并在不同翻译理论范式研究的基础上，阐述生态翻译学研究与发展的范式特征。研究表明，作为一种生态范式的译学研究，生态翻译学“整合与超越”的范式特征已经越来越显著。

1. 科学研究的“范式”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系统阐述的，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

范式是个大概念。它涉及到的是特定领域研究里大的“方向”和大的“原则”，是一种研究途径或研究模式的总体理念、价值判断和研究方法的集中体现。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

2. 翻译研究的范式

翻译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

彼德纽马克以语言学翻译论的兴起作为翻译前语言学模式时期与语言学模式时期的分界。尤金奈达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这些翻译研究范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革新和超越。艾德温根茨勒将当代翻译研究分为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同样体现出翻译研究范式的历时嬗变。

总体来看，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基本格局，这些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同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并存共进”，表明现阶段依然处于“多元主义”模式的发展过程之中。

3. 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

在生态翻译学研究领域里，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探讨翻译理论的“生态范式”正在逐步形成，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其主要标志是，不少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的基本观念、价值判断、研究方法、以及所采用的术语和结论的指向等都基本上纳入了翻译理论的生态学研究范式。一些聚集在生态翻译学“学术共同体”里的研究者们，他们认同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的基本描述，接受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指导原则，遵循生态翻译学科学交叉、类比移植和系统综观的研究方法，而他们在进行特定问题研究时也采用了生态翻译学共同的价值标准。这些发展的“总和”表明，一些不同类型、不同题目的系列研究，已经不是孤立的、单一的个案研究，而可以看作是约定在生态翻译学理论“范式”之下的共同研究。

据不完全的文献资料统计，截止到2012年底，能检索到的500余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同时，3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院校级等不同级别的相关社科基金课题也都在进行之中。可以看出，在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之下，以生态翻译学归类或直接以生态翻译学命名的各项研究，在近年来的翻译研究中，有逐年增加之势。

以上只是生态翻译学研究在第一个十年的发展情况。生态翻译学到2013年已迈入它的第二个十年。随着“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适时成立，随着《生态翻译学学刊》的创刊发行，随着《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专著的正式出版，随着“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连年举办，特别是随着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在其第二个十年里的发展之势当会更为可观，其“整合与超越”的范式特征也会越来越显著。

本届研讨会的四个鲜明特征

刘军平 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五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暨第四届国际生态翻译研讨会（The 5th Cross-Taiwan Straits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co-Translatology）经过两天紧张的华山论剑，在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圆满落下帷幕。

在丹桂飘香、金秋十月的美好季节，共有来自全国各地、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90多位正式代表共襄此次盛举。大会共收到131篇论文摘要、22日及23日上午共有12位学者做了大会发言。在六场分会场，约60位学者做了分会场发言，主要议题涉及生态翻译学、跨文化交际与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翻译、口译研究、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戏剧及影视翻译。从研究方法上看，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阔论，也有润物细无声的文本条分缕析，既有翻译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也有对传承与创新的反思。总体而言，此次研讨会主要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特点：

一、国际知名翻译学者云集，两岸四地学者水乳交融。本次研讨会不仅一些一线国际知名学者如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会会长Juliane House，Douglas Robinson等出席了研讨会，而且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金莉教授、台湾翻译协会理事长廖柏森理事长、香港翻译协会会长陈德鸿会长、澳门翻译协会毛思慧会长莅临盛会;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委员会主席许钧教授也发来贺信。在大会发言上，先后有 Robinson、House、杨承淑、陈德鸿、胡庚申等学者做了大会发言。　数位在翻译界享有盛誉的学者莅临大会，他们的报告带来了当前本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信息，提升了这次会议的学术水准。同时，两岸四地翻译协会的掌门人都同时出现在大陆举行的翻译研讨会上，这种情形并不多见。两岸四地学者与外国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翻译研究的规律，探讨翻译研究发展的未来走向，其乐融融。实际上，两岸四地文化上同源同宗，血脉相连，学术上也相互砥砺，共同分享。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是“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共生与互动”。两岸四地当前的这种互动与共生共振，恰好回应了跨文化与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实。

二、此次研讨会的另一个特点是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成果引起国际瞩目。其理论成果在这里得到进一步检验，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生态翻译学的学者们从范式的角度，对生态翻译学的范式进行了整合，阐述了生态翻译学“三位一体化”的特征。在晚上的专家论坛中，毛思慧、蒋骁华、华先发、孟凡君、余承法、覃江华、刘爱军等一批学者和研究生参与了讨论，大家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学术理路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无论如何，目前生态翻译学不仅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学派的特征也越来越明确，不仅有自己的领军人物、学术组织、学术期刊、交流平台和一批从事该方面研究的学者和学生，而且其理论系统和研究特性正在走向成熟。作为中国人自己提出的学说，生态翻译学在两岸四地逐渐成为一面旗帜，我们希望国际上翻译学研究能发生“生态转向”（Ecological Turn）。

三、不少学者的发言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Douglas Robinson教授从德国哲学家谢林的一神教henotheism出发，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henolingualism(单语主义)。以突出对翻译中的“他者”的重视；Juliane House教授的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nd Translation from a Eco-context 的主题发言从生态语境的角度探讨了语言多元主义的得与失;陈德鸿探讨了“小说”这个概念的不可译性，从而提倡中国化的音译（sinicized transliteration）的策略。杨承淑的台湾日治时期法院通译的群体位置，从《语苑》中的主编群像出发，讨论了赞助者的权力历史以及翻译标准和内容。毛思慧的论文关切的是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质量和接受问题。

四、各个专题小组的讨论发言情况。各个小组发言准备认真，讨论热烈。从会议代表们的发言来看，海内外学者们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研究的范围既有翻译学理论探索，又有翻译学应用研究，既有翻译学纵深研究，又有翻译学跨学科研究，展现了新时期两岸四地的翻译实力和国际翻译学研究走向。

“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辨析

熊兵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系

近二、三十年来，翻译研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过，在翻译研究中，有一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即为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其中又尤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这三个概念的混淆为甚。我们认为，“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技巧”是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极为重要的概念，是翻译方法论系统构建的核心要素。对这些概念及其构成要素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分类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澄清一些模糊概念，理清思路，消除混淆，以期为建立一个较为严密、系统的翻译方法论体系打下基础，显然很有必要。

从定义上看，“翻译策略”是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翻译方法”是翻译活动中，基于某种翻译策略，为达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采取的特定的途径、步骤、手段。“翻译技巧”是翻译活动中，某种翻译方法在具体实施和运用时所需的技术、技能或技艺。“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技巧”这三个概念相互之间形成一种从上至下的层级关系，即从宏观到微观、从宽泛到具体、从抽象到具象。

关于翻译策略。翻译策略作为一种宏观的原则和方案，其分类必须与翻译活动的参与者紧密联系起来。在翻译活动中，处于活动“两级”的参与者为“原文作者”和“译文接受者”。依据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这两者取向的不同，翻译策略可分为两类:异化和归化。异化的本质属性，是“原文作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中尽量向原文作者靠拢;而“归化”的本质属性，是“译文接受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中尽量向译文接受者靠拢。异化与归化都是相对的概念，体现的是一种译者在选择是向原文作者靠拢还是向译文读者靠拢过程中的一种倾向性。任何译作，都是译者在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交织作用下产生的混合体，没有百分之百的异化的译文，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归化的译文。

关于翻译方法。采用什么“翻译方法”不是任意的，而是基于一定的原则和方案，具体而言是基于一定的“翻译策略”。如上所述，翻译策略分为两大类:异化策略和归化策略。这两大策略各自包含一些翻译方法，具体如下：

1）异化策略下的翻译方法:（1）零翻译;（2）音译;（3）逐词翻译;（4）直译。

以上四种翻译方法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是原文作者取向的，因此属异化策略下的翻译方法。

2）归化策略下的翻译方法:（1）意译;（2）仿译;（3）改译;（4）创译。

以上四种翻译方法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是译文接受者取向的，因此属归化策略下的翻译方法。

关于翻译技巧。翻译技巧属于翻译方法之下的一个范畴，两者是上下关系，而非平行或交叉的关系。在上述八类翻译方法中，除零翻译、音译和逐词翻译一般不需要使用翻译技巧外，其他五种翻译方法在具体的运用中都会涉及到各类翻译技巧的使用。这些技巧林林总总，类别繁多，不过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为五种，即增译，减译，分译，合译，及转换。其中转换还可细分为:1）拼字法层面的转换;2）语音/音韵层面的转换;3）语法层面的转换;4）语义层面的转换;5）语篇层面的转换;6）语用层面的转换;7）文化层面的转换。

总之，在翻译研究中对相关的核心概念进行严格的定义和区分，并对其进行严谨而明晰的分类十分重要。希望本研究有助于消除学界在“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这三个基本概念上的混淆，以更好地促进译学研究，并为翻译方法论系统的构建提供一些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