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是火红的玫瑰
本文作者： 本报记者 王昕
转过外研社西配楼二楼楼梯口，只见陈琳教授已站在办公室门口笑脸相迎，身着灰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作为晚辈，受到这位国内英语教育专家的如此礼遇，让笔者有些受宠若惊。 尽管年事已高，陈琳教授仍然目明身健、思路敏捷。他双手合握于膝头，端坐在我的对面，身材瘦削，却腰板挺直，透着铮铮骨气，表情含蓄恬淡，镜片后的双眸灼然光闪。低调的他总是很敏锐地回避那些涉及个人经历的提问，但当谈及中国英语教育半个世纪走过的历程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时，他则会显得十分兴奋，神采奕奕、侃侃而谈、习惯性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道得一清二楚，用词精练而准确。 念念不忘一条龙 悬挂于陈琳教授办公室里的一张黑白照片成了此次采访的第一个话题。这张摄于1978年的黑白照片以其淡淡的灰色，散发出悠悠岁月的凝重感，迢迢27载，竟然弹指一挥间。 这是一张合影。站在第一排中间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左边是英语教育专家许国璋先生，而站在李副主席右边的则是陈琳教授。站在后排的还有著名的语法专家薄冰教授。 十年文革如一次深重的劫难使得本来就步履维艰的国内英语教育再次止步不前。1977年，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十年的人们，渴望学习;“英语热”也伴随求知热在全国迅速掀起。而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思想又迫切需要培养优秀的英语人才。 陈琳教授至今仍记得那是1978年9月的一个下午，李先念副主席邀请北外的几名专家到家中做客。从下午直至晚饭结束，李副主席一直就国内英语教育现状和出路等问题和几位专家进行探讨。也就是在这次交谈中，运用电视媒体掀起全国英语学习高潮的思想酝酿而生。在紧张的筹划准备之后，一档由陈琳和其他几位英语专家担任主讲的《电视英语讲座》节目通过央视在全国播出，其影响不啻为一次全民学英语的总动员。 对于陈琳教授来说，亲耳聆听国家领导人对我国英语教育高瞻远瞩的指示这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61年，周恩来总理就曾召集一次针对我国外语教学出路的研讨会，陈琳有幸在座。而让他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周总理对于外语教学提出的九个字要求: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的中学英语教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兴盛时期。国家把外语列为中学的必修课程，制定了全国统一的中学英、俄语教学大纲，并由专门机构逐步编辑出版了全国通用的英、俄语教材。但直至50年代末，由于政治原因我国的绝大部分中学都只开设俄语，英语教学受到排斥。在世纪之交，国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周总理提出了多语种发展外语教学的想法。他说外语要从小学起，要按照“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的方针改革，希望高校能带头开展英语、日语、法语等多语种的教学和科研活动。陈琳清楚地记得为了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北外很快在附校开设了六个外国语专业，成为当时开设外语专业种类最多的外语附属学校。 对于周总理提出的“一条龙”的形象比喻，陈琳更是记忆犹新。正是周总理这一影响深远的指示令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我国基础英语教育。 1998年，陈教授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再次呼吁业界重视60年代周总理提出的“一条龙英语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在文中，他写道:“英语教育可以先搞实验，逐步推广，形成一条龙管理。外语教学大纲应重新审视，应从基础教育抓起，做到高教与基教相互沟通，进行整体设计。同时，我们还要注重科研，把英语当作国际语言来看待，要提倡持续性教育，打破条块分割”。 皇家英语响彻中国上空 陈琳教授的名字为老百姓所熟知要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全国引起轰动的国内首个大型电视英语教学节目。他作为讲座主讲人和教材编写者，一夜间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明星”。 “自从国家领导人下达通过电视广泛开展英语学习的指示后，我们在短短一个月内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教材的编辑整理和节目的拍摄工作，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陈琳教授回忆道。 拍摄期间北京酷热难当。由于噪音大，拍摄时空调必须处于“休息状态”，摄影棚内炙热的灯光让所有的人挥汗如雨。棚内温度高达42度，陈琳教授却必须穿着中山装出镜，正襟危坐，细致而耐心地讲授每个语言点，任细密的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那时侯每拍摄几分钟，工作人员就要喊停给我补妆，后来他们索性搬来大冰块给现场降温。条件艰苦，大家却热情高涨。”陈教授回忆道。 然而，这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这一适时而生的节目一经播出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据陈琳教授回忆，当时电视台每日接到的关于节目的信件达上千封。播音配套教材经常被人们置于床头枕畔，夜夜捧读，教材销量在当时仅次于毛选。陈琳也一夜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节目不仅在国内反响热烈，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关注。在文革结束，中国刚刚开启改革开放大门的特殊时期，这档节目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就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英国路透社和美国华盛顿邮报都撰文对该节目给予了报道。路透社的文章欢呼“皇家英语响彻中国上空”，华盛顿邮报则称这挡英语教学节目为“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信号”。 人文性应放在工具性之前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陈琳教授的从教生涯涵盖了从基础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各个阶段、各种类型的外语教学工作。早在1956年陈琳教授就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全国大学英语专业通用的英语课本。陈琳教授除了长期在高等院校担任教学工作外，还致力于基础外语教育及成人外语教育的研究。同时，还为北京市的主要英语活动和项目担任顾问，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当笔者向陈琳教授询问他如今的工作状态，由于涉及领域太多，他索性递上一张名片。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北京市民学外语活动组委会专家顾问团团长、北京吉利大学副校长兼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常务理事兼外国语文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无须再多描述，从名片上这诸多头衔便可想象出平日陈教授忙碌的身影和毫不逊色于年轻人的精神状态。 陈琳教授告诉笔者，现在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主持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的制定和实验推广工作。“以前的大纲设计，主要强调了语言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掌握。教学大纲的设计一般只着眼于工具性的目的，而忽略了另外的更为重要的人文性目的，即通过外语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这是新课标与以前的教学大纲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外语课程标准应当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统一。依照我自己的理念，应该把人文性放在工具性之前，称作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外语课程标准。外语学习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帮助学生掌握外语这门语言工具和交际手段，另一方面要注重通过外语学习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当然，也包括其他的各方面的智能教育。”陈琳教授说道。 谈及一些老师担心的新课标如何兼顾各地英语教育水平差异性的问题，陈琳教授解释说:“《英语课程标准》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体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统一。各地区可以根据国家课程三级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根据当地的条件和需要，适当调整相应学段英语课程的目标。关于新课程的实施，有些地方已经开设了小学英语课程，大多数地区从初中开始实施新课程，同时，还存在着课改试验区和非试验区的实施进度的差别，在全国各地完全进入新课程以前的这段时间，必然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要依据具体情况实施新课标。当然，新课标要求体现素质教育思想，体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基本理念，这一点不会因为起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学科方法是个哲学问题 2003年，陈琳教授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名为《外语学科中的辩证法》的整版文章，从辩证法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外语学科中课程发展的方法、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在哲学方法论的层面上系统阐述了他在外语学科教育与课程改革等方面的思想、观点。 他告诉笔者现在他正着手将这篇提纲挈领的文章做进一步充实、并进行充分的调研和案例收集，编撰成书。 “外语学科中的方法，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然后才是外语学科问题。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外语学科中的课程发展的方法、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都是属于哲学中的方法论范畴。方法论的灵魂是辩证法。”陈教授说。 在文中，陈琳教授运用辩证法的观点，精辟地归纳分析了外语学科中的11种辩证统一的关系。陈琳教授认为外语学科的根本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外语学科目标的原则是素质教育与外语掌握的辩证统一;外语教学过程的原则是输入与输出的辩证统一;外语学科技能要求的原则是听说与读写的辩证统一;外语学科教学环境的原则是学得与习得的辩证统一;外语学科性质的原则是语言与文化的辩证统一;外语学科能力标准的原则是准确与流利的辩证统一;外语学科教学语言的原则是母语与目的语的辩证统一;外语学科教学途径的原则是任务型教学与综合折中的辩证统一;外语学科评价的原则是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测试的辩证统一;外语学科学习策略的原则是精学与泛学的辩证统一。 在陈琳教授的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18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侧面像。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临近结束时，笔者注意到这副头像，陈琳饶有兴致地向作者介绍这是他最爱的诗人，因为“他的诗歌是属于老百姓的”。 此时，笔者回想起曾经熟读于心的一首彭斯的名为“红红的玫瑰”的代表作:“我的爱是朵火红的玫瑰，那是六月的新泉潺潺;我的爱是支奔放的乐曲，那是跳跃的旋律绵绵……”。这首令人怦然心动的诗篇表达了诗人对坚如磐石的爱情的向往，流露于字里行间的尽是对一位姑娘如火般的爱恋。 诗言爱情，笔者却觉得它亦可以用来描述从事英语教育和研究半个世纪之久的陈琳教授对我国英语教育事业的执着和热爱。这种感情何尝不像诗中所言:“直到沧海变桑田，直到烈日将岩石化开，我会始终爱你如初，犹如生命的流沙奔腾盘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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