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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死译”缘由 推进文化交流(25884)-英语教育-(48)-21英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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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死译”缘由 推进文化交流

本文作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在这一交流过程中,文化之间必然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本版的这篇文章围绕译入语文化和译出语文化之间的归化和异化问题,援引具体的翻译实例做了相关的阐释。

  编者按:本文作者从当前翻译界对所谓的“死译”在认识上有失偏颇的现象入手,通过具体的汉译英实例阐释了“死译”存在的三个原因,即翻译交际中存在语言文化互补性相互期待、翻译交际的理解中存在语用移情、约定俗成的“死译”具有可接受性。文章末尾,作者进一步指出,为了推动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顺利进行,译界应对所谓的某些“死译”多一分宽容。

  当前的翻译质量评估中,一些评估者对某些译文存在感性的、主观的评价,尤其是对于有关文化现象翻译的译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评估者缺乏对翻译交际中译者方面的全面研究,造成了翻译质量评估的视界错位,从而导致对所谓“死译”,即通常所说的“China English”的认识有失偏颇。

  “死译”存在的理由

  笔者认为,考虑到翻译交际中的各个要素,一些所谓的“死译”有其存在的理由,下文将予以阐述。

  1. 翻译交际中存在语言文化互补性相互期待

  笔者认为,在跨文化交流中,不同民族的人对语言和文化有着一种互补性的相互期待。然而,这一点并没有引起评估者的足够重视。例如:

  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水浒传》第24回)

  when you were at home, who dared to come near and pass his wind? (赛珍珠译)

  张培基(1979:37)认为,这个译文“不但使外国读者费解,并且有伤大雅,就原文整体来说,这个习语所用的比喻是一个可以牺牲的单独要素”,而When you were at home, who dared to come and insult me?(J. H. Jackson译)中的“insult”表达“放个屁”则是恰当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像赛珍珠这样对英语和汉语都十分精通的人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

  赛珍珠(1892-1973)为美国女作家,长期侨居中国,在中国大学教过英语,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靳平妥,1991:120)。《水浒传》迄今已有多种英文译本(包括Jackson及Shapiro翻译的版本),比较起来,仍属赛氏译本最具影响力”(马红军,2003)。但即便如此,在她所翻译的《水浒传》中还是出现了一些上述“问题”。原因何在呢?

  翻译作品要有点异国情调,似乎在中国谁都没有否认过。但是,试问我们的一些评论家有没有进行过换位思考呢?难道就没有一个外国人希望翻译作品有点异国情调?就此问题,我们对在某大学的几位外籍教师做了调查,母语为英语的所有调查者都认为,他们会对中译外的译著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有所期待,尤其是在谈到中国文化或习语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汉英翻译实践中又给了外国人多少异国情调呢?

  当前外国人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人并不多,倘若外国人也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期待能从中国汉语中输入一些新的表达式,但是我们中国的汉译英翻译专家却不能多增加一点这样的死译的话,那么,这些外国人的期待岂不是会落空吗?除了汉语“放屁”本身这个词就含不雅之意以外,满足英语本族人对异族文化的期待,恐怕也是赛珍珠如此翻译的部分原因。

  事实表明,那些所谓死译的例子输入到英语且被英语民族所接受的例子也并不是一个、两个,如lose face,long time no see。张培基(1979:48)认为,“汉语的习语‘丢脸’不但成为英语中的固定习语‘to lose face’,并且已直译为世界的各种语言,丰富了它们的语言宝库。几年来习语‘纸老虎’直译成‘paper tiger’后也甚流行,在英美等国书刊上经常露面,看趋势也有被列入英美民族语言的可能。”

  其实,张先生的预言可以说是对的,到现在“paper tiger”已经融入英美民族的语言当中了。在2001年出版的“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新牛津英语词典》)的第1342页就有这个词条。但“lose face”在英语里不符合逻辑,“long time no see”在英语里不符合语法是千真万确的。

  葛传椝(1980)认为,由于英语民族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某种表达法,这样很可能需要生造一些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这些表达法一时可能难懂,但一经解释,就不难懂了。看来,我们在翻译一些在外国人看来难以理解的死译上只要进行文内和文外的注释,就能做到既有利于宣传我们的文化,又可以满足外族人对汉语文化的期待。

  2. 翻译交际的理解中存在语用移情(pragmatic empathy)

  一些有关文化的死译不是真正的死译,我们还可以从语用学上找到论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何自然教授(2000:202)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并不是非要说“地道英语”不可,因为“在现实的跨文化交际中,那些因受汉文化影响而显得‘不地道’的英语会不可避免地大量存在”,英语本族人有时都会欣然接受,我们作为外族人没有必要把它看作是洪水猛兽。

  何自然(2000:213)提出,“移情(empathy)在语用学上指言语交际双方情感相通,能设想和理解对方用意。它既有语用——语言的问题,也有社会——语用问题,涉及说话人如何刻意对对话人吐露心声、表达用意,听话人如何设身处地理解说话人言谈的心态和意图。”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移情发生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两个方面,如果说我们只认为上文Jackson的译文是对的,那么我们只注意到了说话人会发生语用移情,而忽略了母语为英语的读者会因为他们都清楚现在所看的是中国小说的翻译而同样会发生语用移情。只考虑一方会产生语用移情,有时就可能对一些译文的可接受性难以做出正确的解释和评价。

  至此,我们认为,上文赛珍珠的译文很有可能是她考虑到英语本族人需要理解中国文化以及会产生语用移情的结果。再如: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杨宪益、戴乃迭译)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Hawkes译)

  “Hawkes的译文,也许译者注意到语用移情,考虑到译本对象是说英语的西方读者,使用了bread和flour。但作为西方读者,他们也会出自移情的心理,对译文产生困惑:难道中国人也像我们西方人一样都是吃面包的吗?”(何自然,2000:219)鉴于此,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可接受性可能还更强。

  对此,我们进行了调查。一位来自英国的外籍教师认为,对文化变通的翻译可能造成误解,况且英语中的“bread”决不可能是“meal”。来自奥地利的教师则认为,根据Hawkes的译文有可能导致他们误认“bread”就是中国古代人的主食。可见,语用移情在他们身上确实会发生作用。

  3.约定俗成的“死译”具有可接受性

  我们认为,至少有两种因素影响一些所谓的“死译”能否被接受。

  (1)译文的语义功能是否存在于译语原语用对等话语功能的边缘

  存在于译语原语用对等话语功能边缘的译文容易让外族人产生语用移情。如果“pass his wind”的语用功能在“insult”语用功能的边缘,也就是说读者能够通过语用移情从而推理并获得理解,那么这个译文容易被另一种语言接受下来。正如“armed to the teeth”被译成汉语的“武装到牙齿”一样,尽管“武装到牙齿”在汉语里刚听来觉得有点怪,但是仔细联想、推理,也就能明白它的意义了,从而也就能在汉语里生存下来。

  (2)译文的音译能否引起联想

  如果音译能引起联想,则生存的机率大,如“Coca-Cola”译成“可口可乐”;反之,生存的机率就很小了,如“cement”译成“水门汀”,最后终被“水泥”代替。当然,翻译同样还存在一些根本没有任何理据的音译被译语接受了下来,如motor(摩托)等。

  由此可见,一种异质的东西能否被接受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约定俗成的力量。再如:

  武行者心中要吃,哪里听他分说,一片声喝道:“放屁!放屁!”(《水浒传》第32回)

  Now Wu the priest longed much in his heart to eat and so how could he be willing to listen to this explanation? He bellowed forth, “Pass your wind - pass your wind!”(赛珍珠译)

  对这个翻译的批评集中在这个英语句子是个祈使句,“人的生理活动他人岂能控制?”,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我们所说的“放屁”难道就能经得起这种逻辑推敲?可能这个例句说明问题有所牵强,因为“放屁”在汉语里是个陈述句,而“pass your wind”在英语中是个祈使句,但我们始终认为翻译强调的是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形成又是约定俗成的,如果“pass your wind”一旦在英语中约定俗成有了汉语中“放屁”的功能,而且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那么这种翻译也并非完全不可接受。

  我们再想想在我们所引进并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某些英语习语也存在许多经不起逻辑推敲的现象。如把“an olive branch”译成“橄榄树枝”,这个翻译在刚引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莫名其妙,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再如,“a grave-digger”译成“掘墓人”,在中国的文化里,掘墓是不道德的行为,我们真不知道在最初人们把无产阶级当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的时候,那时人们的感受是什么,而如今人们的感受是很清楚的。既然如此,当时我们的翻译家为什么没有照顾我们中国读者的接受问题呢?而且,为什么这些在当时是难懂、不可接受的翻译却又正正当当地进入了现代汉语呢?

  在我们看来,任何习语只要不断得到重复,都有可能被接受,如果多个短语表达同一个意思,那么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那个通常会成为最常用的短语。因此,“放屁”译成“pass your wind”后被接受的可能性并非为零,这里牵涉到一个约定俗成的问题。

  当然,我们在这并不是提倡一味词对词的死译,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出赛珍珠没有这样做,我们也不能这样做。

  汉外互译间存在不平等条约

  一般来说,我们对外汉翻译中“死译”的容忍度要远高于汉外翻译中的“死译”

  如我们中国人通常只会将春天比作姑娘,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的“summer”则忠实地被译为“夏天”;尽管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常用“东风浩荡”来表达我们对春风的渴望,雪莱的诗作“Ode to the West Wind”却被广泛翻译为“西风颂”。与之对照,本文中赛珍珠“放屁”的翻译却是众所矢之。这样的现象难免让朱文振(1987:87-88)指出 “外汉翻译和汉外翻译之间存在一份不平等条约”,即“对‘汉语式英语’(笔者理解为本文所讨论的“死译”)一片喊打,对‘欧化汉语’则放手制造”。

  何自然(2000:220)认为:“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对外交往频繁,学英语、用英语的人日渐增多,说英语的本族人接触那些多少带点‘中国味儿’的英语变体也必然日益增多,只要他们排除民族、文化差异的偏见,在交往中乐于语用移情,他们是会逐步接受这种英语变体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体中的某些模式或许会丰富英语本身,成为这种语言共核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对汉外翻译实践中所谓的“死译”也要多一些宽容。

  “死译”有利于跨文化交流

  笔者认为,汉外翻译实践中一些所谓的“死译”不仅有利于中外跨文化交流的发展,有时还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学。在汉英翻译过程中我们可能发现,由于我们一些翻译家致力于引进英语表达方式,我们在翻译实践中有时比较容易做到译文的回译,因为有些表达方式就是从英语中来的,毫无疑问,这无疑会对汉英翻译教学带来积极的影响,而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却较难做到译文的回译,因为像“lose face”这样的汉语式表达式在英语中相对来说要少得多,这无疑给对外汉语教学会带来一些困难。

  因此,必要的“死译”不仅是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是语言发展的需要。所谓的“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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