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英汉互译难点 突破语言运用困境
本文作者: 编辑 邵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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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
道格拉斯·罗宾逊以人为中心的翻译教学思想评介
道格拉斯罗宾逊是美国密西西比大学英语教授,其教学和研究领域涵盖语言理论、翻译理论、文学理论、美国文学与文化、西方思想史与教学法。笔者在通读其教程《成为译员——翻译理论与实践入门》(Becoming a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后,耳目为之一新,感到罗宾逊的翻译教学较深刻地反映了翻译和翻译教学的实质,对我国的翻译教学研究与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有借鉴意义,值得详细介绍。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介绍并评介其翻译教学思想。
1. 教学内容以人为中心
该教程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展开,重在论述译者作为社会的人应如何研究社会中其他的人,更好地发挥自己作为社会网络中一个结点的作用,旨在为培养真实世界中的真实译员服务。
2. 强调翻译教师和学员的社会存在
罗宾逊认为,翻译在西方多年以来只是作为文本转换的语言活动来研究,未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活动。人们主要关注的翻译问题是语义和句法对等,毫不考虑真实世界中真实人对翻译有不同的需求。他在书中强调,译者作为社会的人,应充分认识到社会网络对翻译活动的无形控制和巨大影响,仅仅具备文本转换的能力是不够的,译者如何学会在社会网络中工作、如何与客户或翻译公司打交道、如何研究翻译市场的行情都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3. 基于认知规律的教学模式——穿梭于经验与习惯之间
罗宾逊创建了一种让学员在无意识的学习(即人们在课外“自然”的学习)和有意识的、分析性学习(即人们在课堂上接受的传统的、模拟真实翻译的学习)两种极端之间穿梭的教学模式。他指出,在译员培训行业内,缓慢、十分细致、分析性的学习只是个别现象而非规律。用快速、综合、无意识的学习方法会学得更好、更有效、更快乐。但是,只注重实践的无意识教学方法虽然有效,学员却往往会因此缺乏批评性反思、元思考以及用经验或判断力对语料进行检验。学员的智力、表象记忆与程序记忆的能力都是需要训练的。译员应能在快速、无意识翻译与慢速、细致深入地分析之间来回穿梭,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应接受这两种训练,而且还应接受在这两种方法之间穿梭的训练。
4. 以学员为中心的教学法
罗宾逊强调,教师是与学员一起实践的学习者,是学员学习体验的指导者;学员则是知识或技能的产出者。教师所设计的练习或讨论题,均不应设正误“答案”或“解决方案”,目的在于帮助学员运用所学知识开发有效的策略,拓宽知识面,使不同的人可以从中学到不同的内容。
总之,罗宾逊创建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有助于快速、有效地培养译员,他的翻译教学思想对我国的翻译教学或教学翻译都有借鉴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 陈宏薇
选自《中国翻译》2006年第2期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同声传译中的“等待”—— 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许多专家和学者都从各个角度对同声传译的方法和技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然而,笔者发现,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失之偏颇或误导性观念。比如,张维为先生(1999)提出的关于同声传译过程中的“等待技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的“技巧”在理论上有悖于同声传译的性质,在实践中难以运用,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故此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国际会议口译研究界同仁的进一步讨论。
1.同传的性质决定“等待”不是技巧
首先,一个太短的句子片段如果没有语境支持很难构筑独立完整的意义。因此,需要稍事“等待”。但这种等待在一般的语言交际和翻译中也是必要的,而不是同声传译所特有的现象。
再者,同声传译过程中译员所翻译的话和听到的话之间必然出现的听译时差与“等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翻译过程,后者则不是。听译时差在同声传译过程中并不是用等待填充的,因为一般译员在同传中不但没有时间等待,而且从心理上讲也不敢等待。经验丰富且短暂记忆力较好的译员虽然可能会保持相对较长的听译时差,但他正好利用这个时差从容地翻译或对前面的翻译进行补充、完善、修正甚至重复,以防止给听众造成翻译不连贯或有所遗漏的错觉。
2.利用同声传译技巧可以避免“等待”
实际上,在同声传译的过程中,面对源源不绝的后续话语,译员一般都不等听到一句话的结尾才开始翻译,而是积极设法尽早破开原话句法结构开始翻译。不仅如此,译员在继续听的同时并非沉默不语,而是一边翻译前面的话语,或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修正、添加甚至简单的重复,一边根据前文对后文进行预测、证实和暂时记忆。同传译员在工作中必须不断地翻译,所以除讲话开始和有较大停顿的语段开始外,根本不存在等待的时间。
3.同传过程和译员工作负荷均决定着必须避免“等待”
作为将听解、记忆、转换和口头表达等多项任务综合起来同时在短暂的数秒内完成并不断执行的“脑力体操”,同声传译的过程是一个必然消耗很大精力和超强脑力的劳动。如前所述,同声传译中根本不存在等待的时间。特意等待不但会加重记忆负担,导致注意力失衡,精力过度消耗,而且可能造成顾此失彼的漏译。
综上所述,“等待”不是同传技巧,使用同传技巧正是为了避免“等待”,最大限度地争取缩短听译时差。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杜争鸣 孟祥春
选自《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四川外国语学报
标示语英译的语用失误探析
社会标示语向人们传达警告、提醒、请求、指示和宣传等这样一些意图和目的。本文在收集国内外标示语的基础上对比国内汉语标示语的译文,分析英译标示语的语用失误问题。
英汉标示语的基本特征
英汉两种语言的标示语都具有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形式简单、一目了然的特点。当然,按照英文标示语的习惯,书写一般全用大写。
汉语标示语多用祈使句,简洁又凝炼;英语标示语较多地使用物称表达法和陈述方式,委婉而简洁,这是两者第一大区别。其次,汉语倾向于多用动词,叙述呈动态;英语倾向于多用名词,叙述呈静态,在标示语中大量使用“…+only”“No+n.(v-ing)”“No+prep.p”等结构。如NO ADMITTANCE EXCEPT ON BUSINESS (非公莫入);NO THOROUGHFARE(此路不通)等。
英译标示语的语用失误
1.英译标示语的语用语言失误
(1)误用不准确的语言表达方式
由于汉语和英语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汉语表达言语行为与英语表达言语行为的方式也有相异之处。标示语翻译时,若使用不准确的表达方式就会影响信息的获得甚至误导信息的获得,从而造成交际障碍。例如,如果将“反对战争”“拒绝战争”的标示牌英译成“Don’t War”很可能会令母语为英语的人感觉不知所云,因为英文中没有这样的说法,一般用“No War”来表示。另外,汉语中有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如“五讲、四美、三热爱”等,如果在翻译时采用必要的加注或阐释的补偿方法就会减少信息传递方面的障碍,达到词义文化内涵的等值传递,从而有效地进行交际。
(2)套用汉语语言表达方式
有些标示语不一定有语法、用词方面的错误,但是按照母语语言、文化模式表达的言语行为有时并不能让说英语的人意会。如邮局里提供英语服务的窗口若贴上“The Window of English”的标示牌,顾客就会觉得,在邮局通过此窗口便可了解英语这门语言。正确的译法应是“English Service Available Here”。
2.英译标示语的社交语用失误
(1) 不同文化实施同一言语行为时语言形式选择有别
在汉语标示语中,“禁止……”“不许……”之类的命令式和祈使句随处可见,而译成英语即为“do not……”,语气严厉又生硬,不符合英语习惯。英语强调语言客体意识,在英语标示语中,提出警告或提请注意绝不限于使用祈使句这一种形式。为了使叙述显得客观、公正,且语气较为委婉、间接,被动句、非人称表达法和名词短语也被大量地运用在英语标示语中。
(2)不同文化对同一言语行为理解不同
不同民族心理的差异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情感、言语和行为。交际双方如若不注意这些文化差异就会使交际发生障碍,或传达社交指示信息时失误。例如,候机大厅的标语“为了您和大家的健康,吸烟请到吸烟区”,要是被译成“For your and others health, the passengers who smoke, please go to the smoking area”的话,这个英文译语不仅不能传达禁止吸烟的社交指令,反而有成为“邀请词”之嫌,会让候机乘客误以为吸烟区备有香烟供应,为了大家的健康,欢迎去吸烟。此处的译文只需用“Smoking in designated area only”就一目了然了。
综上所述,标示语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的语用原则,注重语用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翻译的质量。
浙江财经学院 陈淑莹
选自《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外语教学与研究
有标记连贯与小说翻译中的连贯重构
文学翻译追求通顺本无可厚非,但通顺也是有度的。这个度的大小,虽然目前还无法精确量化,但大体上应与原文的通顺度相当。低于这个度太多就成了不连贯,而高于这个度太多就成了伪连贯。
本文以连贯为切入点探讨了小说翻译问题,将连贯区分为无标记连贯和有标记连贯。笔者虽然否认不连贯或假连贯是经典文学作品的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连贯或假连贯在任何语篇中都不会出现。在文学翻译的语境中,通常文学作品本身都是连贯的。在这样的语境中,即使原文语篇的某个或某些片段是对小学生糟糕作文的记录,译者也不应对其加以美化,否则,就会在形式上破坏了糟糕的作文与写作能力欠佳的小学生之间的连贯关系。换句话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必须首先将所有联系断裂的标记视为作者的有意识和有意图的编码行为,因此必须努力保留这种形式特征,以便反映原文潜在的诗学价值。
在翻译的连贯重构过程中,原则上我们应该以无标记对无标记,以有标记对有标记,也就是以常规对常规,以变异对变异。在很多情况下,译者可能未必就能真正把握作者的意图,但保留这样的标记性则会在客观上为读者保留应有的解读空间,反之,如果消灭这些标记,读者的解读空间也会随之消灭或受到限制。
中山大学 王东风
选自《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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