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下）
本文作者： 21ST
姓名:林语堂 生卒:1895—1976 籍贯:福建龙溪 人物简介:林语堂，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中国当代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1912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1916年毕业后在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任教。191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学习。1922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中国音韵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1932年后陆续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大力倡导幽默文学及小品文。1936年旅居美国，致力写作。1947年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同年，小说《京华烟云》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林语堂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品包括《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 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 ——林语堂 《关于<京华烟云>》节选 林如斯 （林语堂长女） 《京华烟云》是一部好几篇小说联成的长篇小说，但不因此而成一部分散漫无结构的故事，而反为大规模的长篇。其中有佳话，有哲学，有历史演义，有风俗变迁，有深谈，有闲话，加入剧中人物之喜怒哀乐，包括过渡时代的中国，成为现代的中国的一本伟大小说。 《京华烟云》在实际上的贡献，是介绍中国社会于西洋人。几十本关系中国的书，不如一本道地中国书来得有效。关于中国的书犹如从门外伸头探入中国社会，而描写中国的书却犹如请你进去，登堂入室，随你东西散步，领赏景致，叫你同中国人一起过日子，一起欢快，愤怒。此书介绍中国社会，可算是非常成功，宣传力量很大。 “浮生若梦”是此书之主旨。小说给人以一场大梦的印象时，即成为伟大的小说，直可代表人生，非仅指在二十世纪初叶在北京居住的某两家的生活。包括无涯的人生，就是伟大的小说。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父亲突然想起翻译《红楼梦》，后来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且《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所以决定写一部小说。最初两个月的预备全是在脑中的，后来开始打算，把表格画得整整齐齐的，把每个人的年龄都写了出来。几样重要事件也记下来。自八月到巴黎时动笔，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搁笔。其中搬迁不算，每晨总在案上著作，有时八页，有时两页，有时十五页，而最后一天共写了十九页，成空前之纪录。其中好多佳话或奇遇，都是涉笔生趣，临文时杜撰出来的。 父亲不但在红玉之死后挥泪而已，写到那最壮丽的最后一页时，眼眶又充满了眼泪，这次非为个人悲伤而掉泪，却是被这伟大的民众所感动，眼泪再收也收不住了。作者写得自己哭了，怎么会叫读者忍着眼泪咽下去呢? 《京华烟云》是一本可以随时翻看的小说，并不是一定要有闲时才看，最好是夜阑人静时独自个儿看;困倦时，起来喝口清茶自问道:“人生人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小丑否?” 《林语堂传》节选 林太乙 （林语堂次女） 他的英文作品几乎全部译成中文,但有些译文水准很差,令他看了“不免心中作恶,但也无可奈何”。他说,他“所遗憾的,是三十来年著作全用英文,应是文字精华所在,惜未能直接与中国读者相见”。 林语堂自称是“有东方精神也有西方精神的人”。他是少见深刻了解中国又能以优美英文风靡美国的中国人;是难得肯面对中国民族性的优、缺点，不避讳批评中国是根本败类民族，却又有意愿、有能力为中国辩解的中国人;是罕见真切明白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之所好，在投其所好时又能维持民族风骨的中国人。最足以代表上述这些复杂特色的著作，就是《生活的艺术》一书。 林语堂痛骂中国人，提倡欧化，是基于对中国当时处境的忧心与焦虑。然而当他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时，态度却有极大不同。例如一九三二年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以《中国文化之精神》为题，发表演说。此篇演说稿翻译成中文时，林语堂特地写一段前言，说明他面对西方人介绍中国时心中复杂的情绪。他说:“东方文明，余素抨击最烈，至今仍主张非根本改革国民懦弱萎顿之根性，优柔寡断之风度，敷衍逶迤之哲学，而易以西方励进奋斗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国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击一变而为宣传，宛然以我国之荣辱为个人之荣辱，处处愿为此东亚病夫作辩护，几沦为通常外交随员，事后思之，不觉一笑。” ——林语堂故居副执行长 林明昌 （摘自《林语堂与<生活的艺术>》） 应该说，林语堂旅居美国等西方国家数十年的英文写作，是沟通中西文化的重镇和桥头堡:一方面， 林语堂可以从西方读者的需要出发，不受中文束缚，而直接用英文进行创作，充分展示英文的魅力;另一方面，西方读者可以不通过中文，而直接从林语堂的英文文体中理解中国的文化精神。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交流过程，与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作或西方读者阅读中文作品的感受大相异处。可以说，林语堂在英文的文体里得到更充分的自由表达，尤其是小说创作;读者读林语堂的英文作品也没有文化的阻力和隔膜。对于林语堂的英文作品，西方读者反映强烈，连美国前总统布什就曾表示:“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 ——林语堂研究专家 王兆胜 （摘自《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 “中国人”是否用英文写作，条件当然是他的英文是否与中文一样好，像林语堂;或是英文比中文更好，像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但这是次要的事。重要的是，他意图中的读者对象是谁。这个意图性极端重要，无可掩饰，会从作品的各种特征表现出来。 第一个特征在文风:哪怕像林语堂这样，中文是典雅的中文，英文是漂亮的英文，也无法做到写中文“一如”写英文。林语堂的英文之作，都是别人翻译成中文，也有一些林语堂自己捉刀。 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两者都已是炉火纯青:“缺少可译性”，是文之至美。林语堂的中文散文，绝对不会写成英文延绵环连;他的英文传记、小说，也绝对不可能用中国人赞叹的简约并置。 ——学者 赵毅衡 （摘自《林语堂与诺贝尔奖》） 人能怎样认识自己的才能，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非常重要。 我忽然想到林语堂。这是一个好例。林语堂的文学成就，这些年才充分为国人所知。原来只知道他是散文大家，后来他在美国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也被译成中文，在内地出版。他的声誉很高，在国外尤甚。我想起当年他同鲁迅的关系，尤其想到鲁迅在30年代对他的善意劝告。鲁迅劝他不要搞什么“幽默”“闲适”的散文随笔，最好去翻译几部英国名著。他没听。我读他的传记，看他一生译得很少。我就想，如果林当年听了鲁迅的话，从事翻译，当然也会作出不凡的贡献。但是，也未必会高于他现在已作出的。这是一个例子。对别人的意见，即使是鲁迅这样目光如炬的伟人，也不要只是服从，要善于择取。因为别人了解你，总不如你自己。 ——作家 李国涛 （摘自《林语堂自有主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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