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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 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本文作者: 21st
第二届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优秀创新人才培养高端论坛在北大举行

4月12日至13日,由北京大学老教授协会基础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和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优秀创新人才培养高端论坛”在京举行。来自我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400余名教育界代表齐聚北京大学英杰报告厅,围绕我国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所面临的重大改革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本次论坛旨在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探索我国中小学在教育评价、人才选拔及考试制度改革的新途径,为培养和选拔、评价优秀创新人才构建研究与实践的互动平台。论坛通过政策层面的教育改革趋势分析、科研领域的人才培养课题研究、学校层面的创新人才培养实践研讨以及各方代表现场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就优秀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式、选拔与评价办法,以及人才培养实践中的经验与问题进行了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交流探讨。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大学老教授协会常务副会长林钧敬,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张新洲,中国教科院副院长曾天山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为本次论坛做了主题报告。北京大学赵钰琳教授、孙东东教授分别在论坛上介绍了北大选拔优秀学生标准的课题研究及高考改革与素质教育关系的研究。北京四中刘长铭校长在论坛上就本校的创新人才培养实践工作分享了经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发表了题为《高考改革的实质与人才选拔》的主题演讲。在4月12日下午的教育沙龙中,多位嘉宾与参会校长和教师还就高考招生与改革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教科院副院长曾天山

一流高校在设定人才培养目标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有国际视野,身处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一定要具有国际视野。其次,我们的优秀人才要能够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北大这类一流名校,所招收的是各省市的一流学生,他们有望成为各行业的领军人才。能够成为领军人才的学生应该有激情,不怕犯错误;有社会责任的担当;敢于挑战权威,具有批判性思维;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问题分析能力,能够抓住问题的实质;有毅力,专心完成一件事情并能取得成功。

因此在人才选拔标准方面,我们的人才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健康的体魄、正确的价值观、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远大的抱负。在人才选拔方法方面,我不赞成用“拔尖”方法,而应该用“冒尖”方法。“冒尖”方法就是把机会提供给学生,让他自己“冒”出来,而不是仅通过考试来选拔。因此,我们倡导人才的早期发现、过程跟踪、持续培养,探索一批优秀学生的生源基地,培养一批好的教师。这些问题均亟待探讨和解决。

总而言之,培养优秀创新人才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学段间、学科间,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都有着共同的责任。我们要弥补过去各环节之间不相衔接的缺陷,形成一个完善的机制,帮助学生在更宽广的舞台和更好的环境中获得发展。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戴家干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有重要把手,要促进高等教育和中学教育对接。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着转型。高等教育的转型需要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从以校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以专科院校为例,这些院校升级为本科院校的标准往往局限于学校占地面积、环境建设、硬件设施、教学楼、图书资源等方面,而很少将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多少优秀人才,以及学生的职场幸福感作为评价指标。

二是从传统教育向新型教育转型。

三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计划经济没有个性,缺乏竞争。我们衡量一个学校的课程体系、教学体系都参照同一个模式,这就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教育。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创新型人才还是现实型人才,都缺乏个性。

四是向国际化转型。教育内容、教育人员素质等方面都需要与国际接轨。

五是向创新、创业型大学转型。创新、创业型大学的转型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要将高校作为所在城市及区域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副主体和原驱动力。

对于基础教育、学科教育而言,这个转型也非常重要。办学理念、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管理模式、教师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同样面临这样的转型。

北京大学赵钰琳教授

钱学森曾四问温家宝:我们国家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北京大学每年招收了全国许多高考状元,但是多少年过去了,北大至今没有出现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学生。20世纪一百项重大发明创造中也没有中国的身影。这是为什么?

我们认为北大在选拔优秀学生的标准及选拔途径与方法上应该进行反思和总结,原北大招办主任秦春华曾建议,未来北大选拔优秀学生要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要认真总结出北大人才选拔的标准。秦春华教授曾表示,恢复高考30多年来,北大基本上是用分数来录取学生,用分数录取学生是最简单的办法。在未来,北大想要培养出像王选院士那样能够影响世界,甚至改变世界的灵魂人物,人才的选拔绝非这么简单。因此,北大不能仅仅凭借分数来选拔人才。但是不通过分数如何评价人才?那就需要课题的研究,经过论证形成方案。世界一流的大学已经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他们的招生选拔方法也使我们耳目一新。目前我们的课题小组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第二件事情,要让人才选拔标准成为可测量的标准。分数固然是一个可测量的标准,其它可测量的标准也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正是我们课题研究的重点。

第三件事情,开展对人才选拔中笔试或面试题目的研究。考试题目非常重要,题目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人才选拔的效果。

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张新洲

优秀创新人才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教育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我国学生在考试、奥数和各种竞赛中都能拿大奖, 奥巴马都曾表示中国的基础教育超过了美国。但是近三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中国GDP占世界GDP的9%,中国投入研究的经费占世界总数的12%,然而中国每年在国际上获得权威认证的专利申请只有1%。

目前,如何让我们的学生在考出高分的基础上,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人才,可能正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研究优秀创新人才的培养,教育理念的转变是基本前提,优秀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及环境是保障,人才选拔的标准、途径与方法是关键。因此,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不仅是大学,也是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校长要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此外,优秀创新人才培养的困境与不同阶段教学的课程标准、教材、教学方法缺乏有效衔接有着直接的关联。如何让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育在内容、方法上有效衔接需要我们进行再思考。

同时,优秀创新人才培养还需要全社会为之营造良好的氛围。作为教育部直属的教育主营媒体,我们也将对“培养杰出的人才”这样一个时代的话题进行积极探索,继续发挥好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服务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的大计,为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创新人才做好服务。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招考专家孙东东

高考与素质教育本身并不矛盾。高考在短时期内不会被取消,而且还要被加强,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使高考变得更科学。高考关键是要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我认为,素质的内涵包含两个精神和四个能力。两个精神是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四个能力包括: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科学精神包括求证、求真的能力和胆识。那么,求证、求真的能力和胆识体现在哪些方面?

1. 理论和知识的积累。绝大多数做出重大贡献、成功成才的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2. 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如果学生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其良好素质的体现。逻辑思维能力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形式逻辑直观地解决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辩证逻辑则从事物的不同角度分析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3. 良好的意志品质。我们要培养学生坚韧不拔、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更需要复合型人才,因此学生不能偏科,要掌握较强的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那么,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有四大精髓: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刚毅自强。

再谈四个能力。如何让学生发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他们甚至可以去质疑高考的考题。中国著名化学家付鹰先生有句名言,“高等学校培养训练有素的怀疑者。”什么是训练有素的人?能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人。什么是怀疑者?能够理性质疑的人。我们现在经常谈及的创新又是什么?质疑声中的无中生有。

因此,我认为高考改革不在形式,而在内容,素质教育不能走弯路。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

高考制度包括考试制度和录取制度。现在我们把许多精力都花费在改变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上,然而,只有突破现有的录取制度,我们才会迎来真正的改革。

我们国家现行的高校招考制度是让学生参加统一高考,然后高校根据学生的分数进行录取,自主招生只是给部分学生增加了一个选择一流高校的机会。我认为,现在高校招生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招生计划的审批。比如,某著名高校计划招收三千名学生,如果学校发出三千份招生广告,可能最多只有两千名学生报名,因为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选择该校,还会有学生选择其他著名高校,因此该校如果想要招收三千名学生,就要发出五千份招生广告。如果是这样,计划审批还有什么作用?

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资源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紧张,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31%,到2020年将超过40%。因此,高考改革的核心和实质是权力问题,只有将权力下放才能进行真正改革。在计划体制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短平快”式的改革恐怕很难实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考试招生要相对分离,因为只有招考相对分离才能打破现在的状况。

美国有统一高考,但是没有统一录取;美国有公办高校,但是政府不会干涉学校的招生计划。美国实施的是学生自由申请、学校自由录取之路,所以学生和学校都有非常大的选择空间。美国的教育部门只有三个功能:一是帮助贫困学生;二是收集和整理数据,以便学生在接受教育后进行选择和发展;三是配合进行一些行业性评估。由此可见,高考改革的关键是政府权力的问题,只有打破权力和计划体制才会有真正的改革。

因此,我们应当重点关注录取制度的改革,也应该大力推进这样的改革。

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

北京四中在前几年开展了一项实证性的实践性研究“道元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潜质,依托学生的性格领域,发展其个性化的认知风格和独特的思维视角,激发学生对事物的广泛兴趣和敏感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为学生成为创造型人才奠定基础。

指导这项研究的假设有以下几点。第一,创造是人的精神需求。第二,情绪对于创造活动的影响至关重要。第三,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有本质差别。第四,创造行为本质上是对旧有思维定式的突破。第五,学习是脑神经系统的构建过程,主动探究式的学习与从事创造性活动对于促进脑神经发育的作用是非常相近的。第六,创造力的发展需要自由宽松的环境。第七,全面发展不是全科发展。第八,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会长期甚至终生影响其学术观点和思想方法。最后,创造源于实践。

这一届道元班的17名学生取得的成绩有:获得国际奖3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获得全国金奖6项;获得北京市一等奖9项;出版书籍5本;拍摄电影1部。

参与这个实验的并不都是在中考中取得高分的学生,因此大家可以按照不同的思路来进行。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我们现在还不可能早下结论。但是,有一点我比较确定,就是这个班级的学生人数比较少,老师对每一个个体的关注度都很高。北大的一名教授曾经向我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水平的问题:“如果你们在选择学生的时候并非精挑细选,而是完全随机抽取学生,将其编成小班,老师仍然如此注重每个孩子的个性,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充分发展?”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既然我们今天的教育对每个孩子的个体需求关注有限,如果我们转变这种观念,提高对每个孩子的关注度,教育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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