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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学习外国语必须用“笨功”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石门镇人。原名润,又名仁、仍,号子觊,后改为子恺。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漫画家和翻译家,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著有《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美术讲堂》 《护生画集》等,译作有《源氏物语》 《猎人笔记》等。
只身赴日 苦学外语日渐精进
丰子恺于1919年,22岁时,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为他是偶然进入师范学校的,并不是抱着作小学教师的目的,因此在学校中只是埋头学习,并不注意教育类课程。在四年级的时候,他的兴味忽然集中在图画上,甚至抛弃其他一切课业而专习图画。
毕业之后,丰子恺无意于作小学教师,而希望发挥自己的图画特长。不久,他加入了从日本研究音乐而归国的同学刘质平创办的一所专科师范学校,教授西洋画等课。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洋画界以及日本美术界,丰子恺于1921年早春独自前往日本。
丰子恺在东京度过了整整十个月。前五个月中,丰子恺上午到洋画研究会中去习画,下午读日本文。后五个月放弃了日本文的学习,而是每日下午到音乐研究会中学提琴,晚上学英文。对于日本文,丰子恺在国内时已略懂一点。初到东京时,他进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嫌其程度太低、教法太慢,读了几个星期后便辍学。
后来,丰子恺报名参加了一个英语学校的初级班,每日去听讲两小时。他们是从基础单词教起的,所用的英文教本与开明第一英文读本程度相同。其实,丰子恺当时已经懂得英文,他的目的是要听日本的先生怎样用日语来解说英文,以便偷取日语会话的诀窍,没想到这办法竟然成功了。
他在那所英语学校学习一个月后,在日语会话及听讲上获得了很大进步,看书的能力也提高了。对于文学的兴味,也从这时候开始产生。
此后,丰子恺为了学习英语,又报名参加了另一所英语学校的最高班,学习伊尔文(Washington Irving)的Sketch Book。这时他才知道英文中有许多难记的生字。兴味一浓,他便又嫌先生教得太慢。后来,他在旧书店里找到一册Sketch Book讲义录,内有详细的注解和日译文。丰子恺于是决定自修此书,每晚在旅舍中“用机械的方法”学习。不久他熟记了书上的生字,能读Sketch Book的全部内容,读起其他英语小说来也非常自如了。
狠下功夫 愉快足抵笨读辛苦
丰子恺曾在《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详细介绍自己学习英文的“笨办法”:
“要我读外国语或知识学科的书,我必须用笨功。
第一,我以为要通一国的国语,须学得三种要素,即构成其国语的材料、方法,以及其语言的腔调。材料就是‘单语’,方法就是‘文法’,腔调就是‘会话’。我要学得这三种要素,都非行机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不可。
‘单语’是一国语的根底。任凭你有何等的聪明力,不记单语决不能读外国文的书,学生们对于学科要求伴着趣味,但谙记生字极少有趣味可伴,只得劳你费点心了。我的笨法子即如前所述,要读Sketch Book,先把Sketch Book中所有的生字写成纸牌,放在匣中,每天摸出来记诵一遍。记牢了的纸牌放在一边,记不牢的纸牌放在另一边,以便明天再记。每天温习已经记牢的字,勿使忘记。等到全部记诵了,然后读书,那时候便觉得痛快流畅。这种愉快使我甘心消受硬记的辛苦,又使我始终确信硬记单语是学外国语的最根本的善法。
关于学习‘文法’,我也用机械的笨法子。我不读文法教科书,我的机械的方法是‘对读’。例如拿一册英文圣书和一册中文圣书并列在案头,一句一句地对读。积起经验来,便可实际理解英语的构造和各种词句的腔调。圣书之外,他种英文名著和名译,我亦常拿来对读。但对读的态度当然是要非常认真。我相信认真地对读几部名作,其功效足可抵得学校中数年英文教科。
关于‘会话’,即关于言语的腔调的学习,我又喜用笨法子。学外国语必须通会话。因为不通会话,不能体会语言的腔调;腔调是语言的神情所寄托的地方,不能体会腔调,便不能彻底理解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精神。故学外国语必须通会话。我的学习会话,也用笨法子,其法就是“熟读”。我选定了一册良好而完全的会话书,每日熟读一课,克期读完。我每天自己上一课新书,规定读十遍。计算遍数,用选举开票的方法,每读一遍,用铅笔在书的下端划一笔,便凑成一个字。不过所凑成的不是选举开票用的‘正’字,而是一个‘读’字。
我完全信托这机械的方法,每天像和尚念经一般地笨读。但如法读下去,前面的各课自会逐渐地从我的唇间背诵出来,这在我又感得一种愉快,这愉快也足可抵偿笨读的辛苦,使我始终好笨而不迁。我的对于外国语的理解,和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都因了这熟读的方法而增进一些。这益使我始终好笨而不迁了。”
结缘翻译 文笔流畅文采斐然
1921年早春,丰子恺前往日本,意欲领略西洋艺术的盛况,不承想阴差阳错,此行竟开启了他翻译事业的“恋爱之旅”。
有一次,他在旧书店购得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初恋》,读后颇感兴味,在回国的轮船上便初试翻译。
《初恋》为英日对译本,屠格涅夫以自传体形式讲述了符拉地米尔少年时代在莫斯科避暑期间,与邻家女孩蕊娜伊达恋爱的故事。该书英译者为Garnett,日译并注者是藤浪由之。丰子恺根据英文于1922年春译毕,当时感觉文笔草率肤浅羞于发表,便束之高阁。1928年,开明书店筹划“英汉译注丛书”,丰子恺想起了这部文稿。此文稿于1931年4月由开明书店出版,32开,一页英文一页中文。出版后不久即销售一空,到1941年6月,再版达七次之多。开明书店在1943年12月还发行过60开本的中文单行本。香港青年出版社1980年10月还出版过盗版,可见该书的受欢迎程度非同一般。
这部英汉对照的注释读物,在当时普及俄罗斯文学过程中,曾影响了一代文学爱好者。作家王西彦曾回忆自己“对屠格涅夫作品的爱好,《初恋》的英汉对照本也未始不是渊源的一个方面”。
在翻译此书时,丰子恺以东西洋绘画的特点来阐述其文学的不同点:“西洋画的表现法大概比东洋画精密、周详,而紧张得多,确是可喜;但看得太多了,又不免嫌其沉闷而重浊。我是用了看西洋画一般的兴味而译这《初恋》的。”他认为欧洲人讲话周密,形容词太多,读起来很是啰嗦和厌烦,不如东方的语言疏朗、爽脆。但为了能忠实地保持原文的味道,在翻译时又不得不竭力尊重其语法构造。所以丰子恺在“译者序”中希望读者不要把阅读的兴趣放在小说的内容上,应多关注此书语法的研究。
《初恋》虽然不是丰子恺最早的出版译本,但自《初恋》开始,他正式与翻译结缘。他格外珍视这本译著,一度认为“这稿子是我的文笔生涯的‘初恋’,在我自己是一种纪念物。”可见此书对于丰子恺翻译文学的研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1925年4月,丰子恺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苦闷的象征》。这是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当时,鲁迅也已将《苦闷的象征》译毕。两种译本同时译出并分别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上连载,又分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在1925年1月9日写给王铸的信中提到此书:“我翻译的时候,听说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去内山书店拜访鲁迅先生,谈起翻译《苦闷的象征》时,曾抱歉地对鲁迅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也客气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据说,当时年轻的丰子恺听了很是感动。
丰子恺的翻译,早期主要集中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除了《苦闷的象征》 《初恋》,还有艺术教育类的教材性质的作品,如《艺术概论》 《生活与音乐》等。另一个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这个时期是丰子恺翻译的黄金时期,生活相对安定,时间充裕,主要译作除了他钟爱的艺术教育类外,重点完成了《猎人笔记》 《夏目漱石选集》 《石川啄木小说集》 《蒙古短篇小说集》 《落洼物语》 《肺腑之言》等,同时又完成了百万字的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上、中、下三册。这些译作成为丰子恺文学世界里的一个重要方面。
53岁那年,丰子恺重拾俄文,几个月后便能读托尔斯泰的俄文原著《战争与和平》,最后将30余万字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译成中文出版。据他的女儿丰一吟回忆,丰子恺在开始翻译时极为认真,力求每个词字句都能做到信、雅、达,所以丰一吟在与他合译时,常常发现“父亲仰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十一层楼的洋房发呆的时候,十有八九是为了想形容词的译法”。也正因此,我们今天读丰子恺的译作,仍能感到他笔下的译文文笔流畅、辞章丰富、文采斐然。
(根据丰子恺《我的苦学经验》、今晚报《丰子恺的“初恋”》、黄山书社《丰子恺:水光山色与人亲》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