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水天同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外语语言文学界老一辈的著名学者，他曾负笈美国哈佛大学，师从英美新批评派的先驱瑞恰慈（I. A. Richards）攻读语义学和古典文学，通晓英、法、德、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文字。水先生回国后曾在北师大、北外、西外、兰大等校任教并担任北外图书馆馆长多年。由于海外留学和归国较早，水天同先生与西南联大外文系和中文系的诸君子如吴宓、温德、闻一多、刘文典等多有交往，他的文名也与一些文化大家有所联系，其中也传有不少的名士佳话。本刊特刊登水天同先生当年的研究生、北京大学黄必康教授的纪念文章，以期缅怀水天同先生的学术人生，促进我国外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新发展。

时光如张弓搭箭，满弦射放之间已是山高水长。2019年2月6日，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学者、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和外语教育家水天同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屈指算来，我的恩师水先生离我西去也有整整30年了。感慨人生须臾、人情永存之余，我借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诸君汇集水先生作品和著述并编写纪念文集、缅怀水先生、以励后人奋发治学与修身之机，写下如下纪念文字，以表达我对恩师水老深深的怀念和追思，以此也可激励我念兹在兹，奋然于黄昏之旅，在教学和学术道路上继续精进，做出成就，以不负水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中对我的谆谆教导和学术指引，同时也希望有志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的莘莘学子以老一辈学者的治学风范和为人品格为精神向导，严谨治学，具有思想创新和学术个性地为振兴我国新时期的外语教育和外国文学研究不懈努力。

改革开放后

外语界老一辈学人中的长者

水天同先生是改革开放后获得学术新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仍在高校教学和学术园地中辛勤耕耘的著名教授和学者，他也是那个时代我国高校外语系科里诸多的老一辈外国语言和文学大家中的一位长者。

水天同先生生于1909年，也是继吴宓先生之后，就读清华学校留美预科班，尔后赴美攻读西洋文学的较早的学生之一，他早年的学术身世自然也就与吴宓、闻一多、吴晗、刘文典等西南联大诸才子多有关联，从中也传有不少的佳话。

水先生先后游学于美国的几所著名大学之间：他先到位于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学习英国文学和拉丁语。欧柏林学院当时是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旗鼓相当的著名学府，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想创新精神。水先生曾对我说，他最喜欢欧柏林学院的“自由和人文的空气”（记得他的原话是“liberal and humanistic breathing”）。一年之后，他转到了康奈尔大学攻读“中世纪拉丁文学”，此后通过了严格的面试，进入了哈佛大学，师承英美新批评派的先驱瑞恰慈（I. A. Richards），学习语义学，专攻英国中世纪文学和比较神话学，在哈佛度过了三年的学习生活。1933年，水先生获得了哈佛的文学硕士学位。

此后，水先生短期游学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并学习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并于1933年6月回国任教。没几年，抗战前方战事吃紧，水先生随文化教育界的精英们迁往大后方，到了云南昆明，继续教授英文和文学，并于1939年担任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校长直到1948年。在此期间，水先生以其深厚的英文文学学养，在教育界和学界大有名声，也实实在在地为抗战和地方教育培养了大批的外语人才。他也受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先生之聘到云南大学讲课，并与国立西南联大外文系和中文系的教授们如吴宓、温德（Robert Winter）、闻一多等交往甚密。不过，水先生性格耿直，又有诗人气质，还有点恃才傲物，与各位当时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大佬们相处，有时不免产生点不愉快和误解。比如，他与温德为邻居，一次因小事不和，温德坚持他亲眼目睹过这件事的发生，指天发誓说：“I have been keeping an eye on this for some time! ”水先生也在气头上，毫不相让而反唇相讥：“I don’t mind if you had been keeping two eyes on this all the time!”于是，两人闹得不欢而散。温德是水先生的老师、长辈，好在年轻气盛的水先生历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他和温德先生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和朋友关系，一直恭聘温德到英专讲课，温德对此也是乐此不疲。

水先生的率真性情是有名的，在学问上也是如此，学术争论中一旦认准自己观点的正确，则不论对方是学术权威还是文化名人，都予以尖锐的、不留情面的批判。水先生在上海《新中华》发表的《胡梁论诗》，批驳胡适和梁实秋混淆白话语言与诗的语言的区别，还有他在天津《文学与人生》上发表《论茅盾先生所译檀德的神曲》，直言茅盾对但丁《神曲》的评点多有“污蔑古人的罪过”和“贻误青年的危险”。在这些文论中，水先生观点鲜明、巧设譬喻、思想尖刻而又诙谐，文字峭拔而又一语中的，显示出一个青年学者的思想锋芒和才气。当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水天同先生喜欢较真而讽喻的性格也不免给他带来了“有点怪”的名声。在这一点上，看来还是他的学长吴宓先生看得透。吴宓先生是水天同先生的哈佛校友和学长，他们都是哈佛大学文学系的硕士。吴宓先生的日记里记载有对水天同先生的评价：“水之为人，深通世故，而言行均能持正不阿。待友忠诚，临大事至于犯言极谏，合乎‘君子爱人以德’之义。世人对水多误解。然水对宓极尽友道，宓宜更亲近、遵依水云云。”（转引自《中华读书报》2014年7月23日）不过，水先生如此“持正不阿，临大事至于犯言极谏”的性格也让他难以适应新中国成立之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在后来的生活和学术道路上历尽坎坷，这是后话。

1987年10月，我仰慕已久的王佐良先生到兰州大学讲学，期间专门拜访了水天同先生。王先生一见面即恭敬地称水先生为老学长，因为王先生在西南联大外语系读书期间，水先生常去客座，是他的老师辈分的人了。此时两位先生抚掌相对，相谈甚欢，这又让我想到我的另一位恩师李赋宁先生，他与王佐良先生是西南联大外语系的同学，两人毕业后也留校任教，先后一年赴海外留学，李先生去美国耶鲁，王先生则去了英国剑桥。我199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李赋宁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李先生一见面就对我说：“黄必康同志，你是水天同先生的硕士生，很好很好。水先生是我的老学长了！你一定可以学得很好的。”回想起来，我1985年考入兰州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与莎士比亚，能拜水天同先生这样老一辈学问家中的长者为师，从先生的言谈中感受到民国时期老一辈外语和文学大师们点滴的人生和学术经历，这对我的学术成长和为人品格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已经是我一生中十分幸运的机缘了。水先生驾鹤西去7年后，我又成了李赋宁先生的关门弟子，再续机缘。如此能先后拜在分别负笈哈佛和耶鲁的两代名师的门下，这不能不说是命运之神对我求学生涯的特别眷顾了。

注重外语能力

和文本细读的夫子之道

话说回来，1985年我们有两人考上了水先生的硕士生，我的师兄邓亦灿，武汉人，是一生好学不疲、诲人不倦、乐观进取的人生典范。我们一到兰大研究生楼住下，即按约一起到水先生的寓所拜师。水先生那年刚刚患中风痊愈不久，腿脚有些不方便，见我们来，坚持站起来，向我们微笑表示欢迎，并招手让我们坐下，简短客套几句话后即说上正题：做外语专业的研究生，首先是外语要好，不仅是外语交际能力，更应该是学术读写的能力，读得要快，理解要准确，评论写出来不仅思想要犀利，文笔要地道，而且要有风骨，还要尽快提高第二外语水平。水先生随和的口气中带有几分严厉，让我顿时感到阵阵的心虚和压力，唯恐先生当场考我点什么。当时我脑海里闪现出我在云南教育界听到的，有关水先生的英文水平如何如何厉害的一则轶事：抗战时期在昆明，水先生时任英专校长，时常告诉学生，温德教授的英文词汇量之大，常人无可比拟，是“活字典”（walking dictionary），而如果文思泉涌又能即时表达流畅，而且出采，那就更不得了。言下之意更应重视用英文表达思想的流畅和准确。

而水先生有一次也着实让学生们大开了一回眼见。水先生闲来喜欢打麻将。有一回约几个老师摆开桌子吃吃碰碰打得正酣，忽然《云南日报英文副刊》来人找先生，急切询问先生答应写的英文稿是否写好，报社正急等发稿刊印。水先生闻言“哦”了一声，起身对几位牌友表示歉意，并说道：“一会儿便会好的”，随即叫教务员取来打字机，在上面噼噼啪啪地敲打一阵后，取下文稿通看一遍，用笔改动了几个地方，交予来人嘱咐几句后复又落座，若无其事地继续摸牌碰吃。这一幕看得几位牌友目瞪口呆。我当时就想，我会努力的，好歹我这次考研也取得了两门英文专业课考试90分的好成绩，但何时才能“修炼”到面前这位令我有些敬畏的老先生的英文水平和学养，那就不敢想了。

在随后每次的教学和座谈活动中，我都能体会到水先生严谨求实、注重语言基本功、注重文学文本细读的良苦用心。我记得，水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读文学作品时要“展卷细读”。我当时认为那是先生的口头禅，后来读了一些书才领悟到，那就是水先生从他的老师，新批评派的先驱瑞恰慈那儿传下来的文学批评箴言。“展卷”有点利维斯（F. R. Leavis）所谓“全盘占有文本”（total possession of the texts）的味道，而“细读”（close reading）则是瑞恰慈“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的关键词。水先生正是这一文本批评精神一贯的践行者。他每次给我们讲莎剧，必定是自己端坐书桌前，桌上翻开厚厚的莎士比亚全集，亲口读一段台词，然后讲解其意义，有时根据剧词展开思路，联系到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意识和思想主流做一番神游，有时会戛然停下问我们：“刚才读到哪儿啦？”水先生告诉我们，初读莎士比亚，需要了解莎士比亚时代总的文化历史状况和有关莎学的框架性知识，为此他首先推荐我们读两本书：一本是历史主义莎学专家，剑桥大学教授蒂里亚德（E. M. W. Tillyard）的经典之作《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另一本是著名莎学家G. B. 哈里森（G. B. Harrison）再版14次之多的《莎士比亚面面观》（Introducing Shakespeare），并且要求我们把哈里森的书译出来出版（可惜这本书因版权问题未决，一直未能得以出版）。水先生告诫我们，除了这类书外，我们必须暂时搁置浩繁的莎学系谱考据和五花八门的莎评话语，专注文本，力求读懂、读深、读出味道来，为此，先生真是不辞辛劳，有时到了逐字逐句讲解的地步。这样一路读来，的确让我们受益无穷，既锻炼了独立的学术判断力，又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中感受到了莎剧的魅力。我至今能保持着对莎士比亚戏剧语言敏锐的感悟力（sensitivity），而且对于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也能够做到了熟于胸，虽久不传习，亦能朗朗上口，不漏一字。这些都是水天同先生对我反复告诫、悉心引导的结果，是我一生受用的精神财富。

水先生同时还要求我们加强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量，说这是自我补课，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过严格的语言训练，英文都弄得半生不熟，更遑论掌握西方古典语言，而且中国古典文字水平也是大有欠缺的。水先生告诉我们：他小的时候家教极为严格，父亲是文化名流，又是教育厅长，自然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每天要他反复读古文直至背熟篇章、出口成诵，否则不得入家门。于是，他总是每天坐在门槛上，把《大学》 《中庸》等经典中指定的篇目反复读熟，然后一定要摇头晃脑、闭目背诵，久之竟然成习，一日不读不背，便惶惶不可终日。

水先生说，莎士比亚没有上过大学，为什么写起剧词来比当时的牛津剑桥的一大批所谓“大学才子”（University Wits）都要好，这都是得益于他在家乡斯特拉福的文法学校里打下的语言功底。当时的文法学校，以古典拉丁作家的作品为典范，学生每日从早到晚都在教书先生的严厉监督下反复诵读和背诵范文，然后在拉丁文和英文之间反复互译。莎士比亚天资聪慧，加之勤奋用心，于是就练就了对古典语言极强的感悟力和早期现代英语自如准确的表达力。水先生风趣地说，“至于莎士比亚背诵范文时是否摇头晃脑，那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重温水先生对我的这番耳提面命，更能领会先生在他的那本影响深远的《培根论说文集》译作序言里的那段有关翻译技巧的名言了：“夫‘直译’‘意译’之争盲人摸象之争也。以中西文字相差之巨而必欲完全‘直译’，此不待辩而知其不可能者也。亦有两方语句，不约而同，顺笔写来，自然巧合者，当是时也，虽欲不‘直译’岂可得乎？此中取舍全视译者中英文造诣至如何，非一言可决也。”这里可见，水先生是翻译中的语言实践派，他强调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中的根本因素，即研究者和译者自身的外国语功力和汉语言文化的修养，这对高校英文系文学方向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具有方向性的重要意义的。

在我的学术记忆里，外国语言文学界大凡学养深厚，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无不是精通西方古典语言，通晓数门西方语言的大师。先夯实了语言基础，方能有批评的话语和理论的建树。我的博士导师李赋宁先生更是这一教学理念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这样说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西方文学的同志首先要学好西方语言。要努力达到阅读用外语写的文学作品像阅读用汉语写的文学作品时一样准确和熟练。”（《漫谈西方文学》，北京出版社，2018，第16-17页）。这样语重心长的劝学话语与水天同先生执着的教学观点是学问大师之间一脉相承的。这些话听起来容易想其当然，却也是在当今学术造假和学术功利化的影响下容易被忽略了的至理名言。

我觉得，深厚过硬的外国语功底，这是外语系科的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初心，是看家的本领。我们不应忘了这个初心，不应消磨了这个本领。我有时审读手边一些厚厚的、用中文书写的英文专业博士论文（甚至是硕士论文）及其程式化的一纸英文摘要，不禁都会想起老一辈学者和大师们这些反复告诫的话语，同时心中也不禁纳闷：这些用中文写成的论文，叙述西方理论话语不容置疑，论证作者自己的思想言之凿凿，但总是缺乏建立在作品原文细读基础上的语义分析和文化学支撑。我并不绝对地反对英文系研究生用中文写毕业论文，但这样的论文如何让英美学者了解其中的思想和创见呢？他们即使对某个论题感兴趣，在读了那一段板着面孔的英文摘要后而无法阅读其详，会是什么感想？在东西方学术和文化愈发需要交流和理解的今天，英文系的研究生越来越多地用中文写毕业论文（特别是博士论文），表面上是尊重祖国语言，彰显作者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其实却并不是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的表现。因为，英文是国际通用的学术语言，我们无法要求英美国家大学里英语系的学者们学好中文，以便阅读我们英文系学生写出来的中文论文。

穷则独善其身

的风骨知识分子

在我的心目中，恩师水天同先生还是一位富有家国情怀、性格耿直率真的大学者，对于权势又是一个刚直不阿，卓而不群的风骨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世家家风的熏陶下，水先生主张教育救国，他历来爱护学生，藐视权贵，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胸怀，这一点在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刻尤其如此，所谓“时穷节乃现”。这里略举几桩水先生的云南英专学生中流传的事迹，即可见先生风骨一斑。

1947年，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已显颓势。在昆明，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暗中较量日益加剧，各种政治势力也加紧拉拢精英知识分子。英专有一位自称姓马的教授神秘兮兮，几乎每天午饭后都来找水先生，“苦口婆心”地劝他参加“青年党”。水先生每一次都婉言谢绝了。可是，这位姓马的老是缠着他不放。最后水天同校长发火了，他下逐客令，厉声说道：“你听好，国民党曾有过光辉的历史，是中国的一个大党，我以前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正在崛起、前途看好的大党，邀约过我，我最终也没有参加。你走吧！”斩钉截铁，义正辞严，吓得“马教授”灰溜溜地走了，从此再也不敢前来。这件事表现了水先生不问政治，“靠粉笔灰吃饭”的超然态度，同时也表现出他忧国忧民，对中国的进步政治力量，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支持的态度和期盼的心情。

还有一件事表现出水先生爱护青年学生、同情革命的进步倾向和不畏权势的铮铮铁骨。那是1948年6月的一天，当时的云南警备司令何绍周下令镇压昆明学生运动，逮捕了很多学生。何绍周，黄埔一期毕业，抗战期间多有军功，指挥过著名的松山战役，曾创造了全歼日军一个联队的战绩，也算是蒋介石的爱将和红人。抓捕学生的第二天，何绍周“邀请”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校长到警备司令部开“座谈会”，企图自上而下地瓦解紧接而来的学生罢课运动。会场气氛阴郁，坐着众多的大、中学校的校长。何绍周作完开场白后就请大家发言。前面几位校长发言不痛不痒，何绍周听后很不过瘾，因为颂扬之词不多。

他转眼看到了水天同校长，就表现得很谦恭的样子，走到水先生面前很“谦逊”地说道：“我们希望听听水校长的高见，务请不吝指教……”。何绍周与水先生都爱养狼狗，私下很熟悉，此时希望听到一些颂扬的话。不过他却不懂水先生的正气和风骨，是看错了人。当时，水先生一再推辞不过只好缓缓站起来发言：“何总司令要我说几句，我今天是奉命说话，”然后话锋一转，直视何绍周斥责道：“你何总司令身为军人，却不知军人之天职何在！威风不去战场上耍，抓几个学生娃娃算什么本事！……”水天同先生怒目金刚式的当面斥责让何绍周下不了台，只好悻悻宣布休会。校长们本来就对当局抓捕学生不满，水先生大义凛然的讲话都为他们出了一口气，也应该为水校长捏了一把汗。

须知，1948年国民党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败退，政权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对后方反对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和爱国知识分子更加强了控制和镇压，街面上到处都是便衣特务，暗杀随时可能发生。两年前，著名民主人士、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和闻一多就是被当街暗杀的。不过当时的统治当局也许迫于形势，没敢立即迫害水先生。然而，此后不久，官方报纸《云南日报》突然登了一则新闻称“纵狗扑工友，水天同校长斯文扫地”。水先生深知这反常的报道绝非偶然，后面一定有来头，是欲加之罪的前奏，遂感到昆明并非久留之地，时逢兰州大学辛述帜校长慕名来聘，于是水先生就以“1948年的云南，阶级斗争尖锐化了，我思乡之念与马齿日增”等为由，“终于在那年秋季辞职返故乡”（见水先生的自述“我与外语学习”）。水先生那年不到40岁，受聘兰大教授，一年后创办了兰大外语系。

现在想来，水先生1948年秋返回故乡兰州算是躲过一劫，不过，以先生如此坦荡无私、耿直率性的性格来看，必定会在此后的重大政治运动中直言自己的政治见解，也正如此前吴宓先生对他的评价那样：“持正不阿”而“临大事至于犯言极谏”。那样，先生可算是在劫难逃了。

我曾好奇地问过水先生过去的事情，他只是淡淡地对我说：“你只须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常八九，这就足够了。”我知道，这句平常之语中包含了多少人生的苦辣酸甜，也表达了水先生对自己人生的彻悟。但是，水先生最终“不忘情于外国语于西方文艺中的杰作”（见水先生自述“我与外语学习”），在古稀之年创立了兰州大学“莎士比亚研究室”，招收了我们这几个求学若渴的青年，在我们的学习中注入了心血，也在我们身上寄予了希望。

记得他常向我们动情地吟诵《仲夏夜之梦》里的台词：“The course of true love never did run smooth”（真爱无坦途）， “So quick bright things come to confusion!”（美好的事物如此凋零，何其速矣！）水先生就这样，把自己的人生感悟融入西方文学大师的语句中，使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中不断有了情感的促动和对自己人生的感悟。

世间学人常有叹息：水天同先生学养深厚、文字峭拔，但是留下的著作不多，非常可惜！这其中当然有中国近代以来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建国以来政治环境的因素，当然还有水先生本人坦诚率真、不平则鸣的性格的原因。而据我看，其中还有水先生内心深处的原因：水先生有着典型中国文人的情怀，名士的风骨，还有淡淡的悲天悯人的诗意愁思。这些文化构成形成了一种心底的思想：世既不容我，何不逍遥圈外，独善其身。至于立言与功名，经过了新桃旧符的社会巨变和政治运动的风云，他老人家早已是看淡了的。

我有幸与水先生近距离相处三年，有时看着晚年老境中的水老，看到老人家饱经人间沧桑的面容上倒还透出一种安详，一种恬淡，一种回归真性情的喜悦，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眷恋。他老人家病后体弱，有些行动不方便，但也喜欢时常让我和师兄两人用车推着他出校园，上天水路，拐几个弯，到一个临街的澡堂子洗洗澡，修修脚。在那里，他与那些地道的兰州老头儿赤诚相见，与修脚师傅惬意地聊聊家常。每逢这样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心地善良、内心丰富、童心未泯的老人，高度近视的眼镜片后面闪亮着智慧而又有点顽皮的眼神。现在想来，水先生以这样释怀放达的心态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这也是为自己多事而有意义的学术人生画上了美的句号。

（本文转载自“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作者简介】

黄必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英国杜伦大学国际高级研究员（International Senior Fellow, 2017）；美国富布莱特研究学者（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 2004）；国家精品课主持人。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副主任；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务长。

研究方向：英国文学研究；莎士比亚研究；美国研究。出版学术专著4本，译著2本，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国家级规划教材十余种。